1918年的“中国好声音”

 2015/01/23 8:59  李浅予 《人生十六七》  (535)    

那时候,他在教育部工作,每日除上班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钞古碑上。他的住处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那是个阴森森的院子,院子里的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他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这位钞古碑的人就是鲁迅。不过,那时他还叫周树人。那时的周树人很孤独,除了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钱玄同常来看他,几乎没有朋友。钱玄同性格豪放,谈天时滔滔不绝,他经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

除了闲聊,钱玄同常竭力劝说周树人给《新青年》写文章。1917年的《新青年》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好声音”,而在钱玄同看来,周树人的思想“是海内数一数二的”,他倘不出山,实在是太可惜了。

然而,无论是对《新青年》还是写文章,周树人都没有什么热情。直到1917年8月的一天,他和钱玄同在老槐树下进行了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那天,知了在树上聒噪个不停,稍一停歇,四周便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钱玄同戴着近视眼镜,穿着竹布长衫,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兴冲冲地来到绍兴会馆。刚坐下,他就指着书桌上一叠叠的古碑文说:“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周树人面无表情,说:“没有什么用处。”“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玄同老话重提:“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沉思片刻,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钱玄同立即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周树人,于是他答应了钱玄同的“出山”请求。

1918年5月,这一年的“中国好声音”加入了一位名叫“鲁迅”的选手。他的声音压抑,苍凉,振聋发聩。全国人都转过了椅子。人们惊讶地看到,在这个“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无声的中国”(鲁迅语),一位文化巨人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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