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社保的建立

 2014/08/23 20:24  陈文 《深读》  (408)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均会通过一定的措施,来保障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由于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限,所以不可能照顾到每个群体。

据资料记载:唐朝“历经二百八十九年,计受灾达四百九十三次。有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灾三十七次,蝗灾三十四次,霜雪二十七次,歉饥二十四次,疫灾十六次。”可谓无灾不年,无年不灾。仅据《两唐书·五行志》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因水灾一次死亡就达两万余人,损失千人或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就有十余次以上。这些无妄之灾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巨大在自然灾害面前,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仅凭借个体的力量显然难以保障其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为此,自唐初以来,官府就不断完善各种救灾机构、制度和法令,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临时性救灾遣使

唐初,统治者吸取隋短命而亡的教训,竭力缓和社会矛盾,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大规模的灾难大都派遣使者勘察灾情,并且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据《唐大诏令集》卷116载,“自汉魏以来,水灾之处,必遣人巡问以安集之,国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抚恤。”贞观八年(634年)正月,太宗遣使,“分行四方,延问疾苦”。据《新唐书》卷116载:“垂拱中,历司属卿。山东饥,诏为巡抚赈给使”,朝廷任命王及善为赈灾专员。可见,在唐睿宗时期,朝廷已经正式设立救灾使职了,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救灾使职。据资料显示:唐代,朝廷共设职遣使赈济多达76次,尤其是太宗和玄宗时期。可见,遣使救灾在唐代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承担着一定的作用。

唐代不仅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并且派遣到地方的救灾官员多是三省或御史台的大臣,在玄宗时期还有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见朝廷对于地方救灾的重视。因此,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就成为了唐代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设常平仓与义仓

唐建国之初,就沿用了“常平仓”政策,在春荒秋熟季节,平价买进谷物,荒年再平价卖出。这一方面是为了调节农商矛盾,抑制商人投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持农业生产者的相对稳定,并且设置了常平监官,通过管理常平仓以达到“公私具济,家给人足,抑制兼并,宜通壅滞。”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主要的产粮区“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八州,设置了常平仓,以调节粮价。后来永徽元年(650年),又在京城东、西二市各设常平仓。开元二年(713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开元天宝时期(742年-756年)常平仓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全国普遍置仓。据《新唐书·食货志》载:“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饿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耳。魏用平粜之法,汉置常平之仓,隋氏之制,始创社仓,终于开皇,人不饥馑,除赈给给百姓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每遇灾荒,即以赈给,沴则随事借贷,不饥则录事分颁。富不至侈,贫不至饥,农不至伤,籴不至贵,一举而数美具,可不务乎?”

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于常平仓在社会保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唐代统治者对常平仓的设置和管理比前代更加重视。除了大量设仓外,官府还扩大常平之法,赈贷给农民耕牛和种子等,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通典》卷十二《常平义仓》记载,天宝八年(750年)全国常平仓贮粮为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一石约60公斤),平均每州万余石。朝廷有丰厚的仓本,对于调节粮价,保障农民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起着重大的作用。

义仓始于隋。由贞观二年(639年)戴胄上“请建义仓疏”之后,唐代正式设置义仓。《旧唐书·食货志》叙述置仓经过说:“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相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爱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理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此后,“民间寄纳与官”的义仓就在朝廷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赈恤的责任。直至唐末,尽管义仓储谷时有盈虚,高宗以后义仓谷的用途还有不小变化,但义仓始终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社会保障

以唐朝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单纯依靠官府的保障显然是不够的。要想达到社会的需求,非官府性的社会保障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悲田养病坊”是唐代的一种对穷苦病人收留救治的机构,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悲田依据佛典的解释,意指施贫,主要收留老人、穷困和残疾、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虽然经营悲田坊属于慈善事业,须耗资金,但因其经费皆来自善男信女的捐献,对寺院而言往往仍有盈余。所以,寺院也乐于设立。

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大臣宋璟奏称:“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由于宋璟等人的奏请,朝廷即任悲田养病使对其管理。唐懿宗执政后使之更加系统化,不但有执行机构,而且有了监督的机构及法律的保障。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发动废佛,于是悲田养病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以后,大臣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曰:“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必恐病贫无告,转致困穷。臣等商量,缘悲田出释教,并望更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者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若可如此方圆,不在更望给田之限,各委长吏处置。讫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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