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二楼，一间紧挨着部长办公室却被两层毯子严严实实钉住了门窗的秘密房间里，29岁的参谋宋炳寰接连记录下了两通加密电话信息。
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致电的单位代号“20号办公室”，宋炳寰所在的秘密办公室则被命名为“177”。他们随时跟踪着一个重要角色“老邱”的动态。
每当宋炳寰通过一台黑色电话机将信息慎之又慎核对后，总是迅速拿起手边另一部直通专线手摇电话，将“老邱”的情况再一次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身边人：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王亚志。
“老邱”此刻正躺在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上，周身插满雷管——密电里的“梳辫子”就是插接雷管的暗语。几个小时后，10月16日下午3点，罗布泊死寂的戈壁滩上遽然掠过一片耀眼的白光，一声雷霆巨响后，“老邱”迸裂成一个炽热的火球，亮度足以灼瞎人的眼睛，然后又在半空漫漶翻卷，变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电话机再次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老邱”就是那颗爆炸的原子弹。
半个世纪前这是一场绝密的试验。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部署下，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沟通全部以密语完成。“老邱”究竟会在何时引爆，即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直到最后一小时才被告知。
宋炳寰则是这个影响中国命运事件极少数的见证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从总装备部军事核安全监管局退休的他，不仅参与了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和实施工作，也因为多次去周恩来总理、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处呈送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关的绝密文件，亲历了这一重大决策的产生过程。50年后，当曾经的国家机密渐次公开，他一桩桩回溯往事，也与其他亲历者的回忆形成对照。
代号“596”
在宋炳寰的回忆里，中国正式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始于1960年初。并且这个项目被冠以了一个带有“义愤之情”（语出历史学家沈志华）的代号“596”——正是在1959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单方面毁约，拒绝了按照两国政府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使得原本希望借助苏联援助掌握核武器技术的中国愿望落空。但也是苏联的“背信弃义”，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独立研制核武器的决心。
当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积贫积弱，为什么在苏联撤资的艰难背景下，中国仍坚持要研制代价高昂的原子弹？除了中苏关系破裂带来的紧张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1950年代，中国已多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
美国现已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在危机和战争中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是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战争后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警告中国，如果停战谈判仍陷入僵局，他将会使战争升级，公开暗示可能对北京使用核武器；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恢复氢弹试验；这一年夏季，台海危机升级，美国又将两艘具有核能力的战舰派往东中国海，以示对台湾蒋政府的支持。
尽管毛泽东曾放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这只是一种战术上的藐视。核武器就像是美国牢牢抓在手中、最具威慑的一张底牌，中国领导人把美国频频亮出底牌的打法看做一种“核讹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要摆脱这种“讹诈”，惟有抓到一手更好的牌。
第一次台海危机后，发展核武器被界定为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周恩来在1958年4月指出，“人民不仅要赢得战争，而且要赢得和平”，“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来保证世界和平是不可靠的。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大家都有核武器，保卫和平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毛泽东也在1958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以。”这样的战略，有没有苏联支持都不会改变。
早响，还是晚响？
在举国之力的支援下，负责核工业与核武器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研究进展迅速。到1964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用的高浓铀235部件已加工出来；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实验、设计、生产加工都按计划全部完成。
与此同时，设立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的核试验基地，也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全部254项工程的建设。
按照中央专委第8次会议的要求，二机部与国防科委在1964年9月1日做好了第一颗原子弹在铁塔上爆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那时，一个专门的核武器试验总指挥部也已成立，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担任总指挥，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任副总指挥。
是否进行试验？何时试验？这一重大议题被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当时有许多信息表明，美国有人在策划对中国的核设施“动外科手术”（进行袭击），想要从根本上消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能力。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周恩来总理在9月16日和17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研究第一颗原子弹正式试验的时机。
宋炳寰在回忆文章中写，9月16日的会议虽然开了一下午，但关于爆炸试验的时间问题，并未得出结果。
在讨论中，周总理并不偏向于当年10月试爆，他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要做两手准备：如果今年不试验，原子弹放在哪里？要防止被炸掉。能不能不经过在铁塔上爆炸试验，就直接进行空中爆炸试验？可能今年10月试验不太合适，要准备在明年试的方案。
第二天开会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进度问题，需要多种方案。他觉得从战略上考虑，需要先设想原子弹炸响后的情况，再决定爆炸试验的时间。“苏联赫鲁晓夫不让我们搞原子弹，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帝国主义威胁要轰炸我们，但我们搞出来了。这可能引起帝国主义的重视，要炸我们。但我们发展核武器的前途是定了，即使被破坏了，我们还能再生产。这向全世界表示我们打破了美、苏两家的核垄断。即便美、苏不来轰炸，它们也会包围我们，恨我们，孤立削弱我们，说我国扩张。但世界各国将重视我们，也向世界表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