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南开大学“八七花开”纪实

 2014/11/28 18:36  魏宏运 《读书文摘》  (907)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革命是指历史事件是进步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文革”则是破坏性的,使国家和民族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1994年9月,我参加汉堡会议时,一位比利时学者曾提出应更正“文化大革命”的称谓。

“文革”时,民众被分成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叛徒、走资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干部被划分为毛派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走资派,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武斗现象遍布各地,全国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

就南开大学而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200多人,被抄家的186户。1969年被揪斗的有298人,占全校员工7.2%,被非法审查的共538人(内有教师干部510人),办学习班的16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93%,这是南开大学“文革”的概况。

“文革”一开始,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就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天津归河北省管辖,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金鼎来到南开大学与会,张不客气地说:“谁叫你来的,你出去!”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的臧伯平随即组织了两个机构,一为“文革”办公室,设于行政楼,由庞诵逄负责;一为大字报整理组,由刘世凯负责,共八九个人。臧伯平还命令党委宣传部邢馥德臆造一黑名单,称“何(锡麟)娄(平)黑帮”,把他要打倒的人均列入其中,贴在校大礼堂内示众。臧伯平还于7月29日通过“校文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8月15日以前完成第一阶段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位全校性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阶段,由全校性批斗陆续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斗。我、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等6人的罪状铅印成16开本的册子,到处散发。

所有受害者都被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劳改,甚至被扫地出门,受尽人间屈辱。

这里就1966年8月7日臧伯平策划的“八七开花”的情景作一概述,来看这一运动的残酷性达到什么程度。

据说为了迎接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臧伯平8月6日便命邢馥德等六七人开会,研究8月7日要批斗的对象和批斗的方式。臧伯平命各系尚掌权的总支正副书记上报权威学者和走资派的名单,各单位上报的人数不等,有的一两位,多的达到二十人左右。

8月7日,星期天,天气炎热。但在政治上,这一天是南开最黑暗的一天,乌云遮住了太阳,恐怖景象笼罩了南开园,此时的南开不像是个高等学府。

人群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先批斗后游街,然后准时向思源堂和行政楼之间的广场集中示众。

据初步统计,被批斗游街的:

校党政各部门:

李华、邹本基、张小璋、李国骥、杨嘉年、薛德诚、杜泽先

数学系:

曾鼎和、刘晋年、杨宗盘、胡国定、定光桂

物理系:

姜安才、沈受椿、何国柱、张云祥、赵景源

化学系:

何炳林、陈荣悌、高振衡、朱剑寒、陈英、王祖陶、吴恕求

生物系:

莆采瑜、顾昌栋、戴立生、卞鑫年、张玉玲等

外文系:

李霁野、李宜燮、陈建华、钱建业

中文系:

李何林、邢公畹、朱维之、姚跃、许政扬、马汉麟、朱一玄

经济系:

滕维藻、谷书堂、鲍觉民、陈荫坊、陶季侃、陈国庆、孙兆录等

哲学系:

温公颐、杨万庚

历史系:

魏宏运、于可

这天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批斗我的地点在主楼东边101楼大阶梯教室,全系教师学生近300余人,教室坐得满满的。主持大会的是总支副书记,女,平时有病不工作,此时可精神极了,神气极了,在台上呼风唤雨。她将许许多多与我无关的事,都硬拼凑起来,作为炮弹向我射来,只见万箭齐发,千夫所指,可惜放了空炮。她组织得很周密,用心良苦,有专人喊口号:“历史系掀出了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魏宏运”“罪该万死”“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

批判者手中持有准备好的稿子,声色俱厉,都摆出了控诉的腔调和姿态。我站在众人前,低着头,不准平视。

据我回忆,批斗的内容如下:

揭发我招降纳叛,引进雷海宗、来新夏。事实上雷海宗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由清华大学调来的;来新夏是1950年毛遂自荐,院系领导批准的。我当时还是学生。

揭发我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出身,隐瞒了身份。群众组织两人到我家调查,结果证实我确实是贫农。1969年,全校在大礼堂开会解放我时,有人把我押到台上。后来宣布我是贫农,全体哄然大笑。

揭发我研究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这太离奇了,我的文章是批判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对武汉政府的围攻。

揭发我污蔑红军离开江西是“逃跑主义”。发言者的知识也太贫乏了,《毛选》他也不看。

揭发我销毁毛著100多部。实际状况就是我买了3本,剪切分类作为卡片,上课需要时,就念卡片。我那时《毛选》读得很熟的,“文革”时常引毛主席语录,能说出它们的原文在哪一页。

如此等等。

有准备的批判发言胜利地完成了,主持人宫春彦宣布现在要去游街示众了,就给我带上约二尺半的高帽子,穿上一身用大字报拼成的纸衣,脖子拴上草绳牵着。于可同志是系办公室主任,是陪伴批斗的,也带上一顶高帽子,拉到广场。

在广场上,各系受害者相遇,一片阴霾气象。每个人的愤怒与悲伤交织在一起。因为天气炎热,脸上被涂上颜色的,黑一道、白一道地流着汗水,阴阳头和高帽子是共同的待遇。我特别受到厚爱,穿着纸衣,闷得喘不过气来。人群把我和于可拉到我住的东村门前和于可住的宿舍以及大中路,转了一圈,然后再回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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