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革命是指历史事件是进步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文革”则是破坏性的，使国家和民族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1994年9月，我参加汉堡会议时，一位比利时学者曾提出应更正“文化大革命”的称谓。
“文革”时，民众被分成红五类（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叛徒、走资派）。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保皇派和造反派之分。干部被划分为毛派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走资派，两派之间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武斗现象遍布各地，全国处于混乱、无政府状态。
就南开大学而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200多人，被抄家的186户。1969年被揪斗的有298人，占全校员工7.2%，被非法审查的共538人（内有教师干部510人），办学习班的16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93%，这是南开大学“文革”的概况。
“文革”一开始，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就来南开大学煽风点火，天津归河北省管辖，天津市委文教书记王金鼎来到南开大学与会，张不客气地说：“谁叫你来的，你出去！”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的臧伯平随即组织了两个机构，一为“文革”办公室，设于行政楼，由庞诵逄负责；一为大字报整理组，由刘世凯负责，共八九个人。臧伯平还命令党委宣传部邢馥德臆造一黑名单，称“何（锡麟）娄（平）黑帮”，把他要打倒的人均列入其中，贴在校大礼堂内示众。臧伯平还于7月29日通过“校文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8月15日以前完成第一阶段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位全校性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阶段，由全校性批斗陆续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斗。我、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等6人的罪状铅印成16开本的册子，到处散发。
所有受害者都被抄家、批斗、剃阴阳头、劳改，甚至被扫地出门，受尽人间屈辱。
这里就1966年8月7日臧伯平策划的“八七开花”的情景作一概述，来看这一运动的残酷性达到什么程度。
据说为了迎接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臧伯平8月6日便命邢馥德等六七人开会，研究8月7日要批斗的对象和批斗的方式。臧伯平命各系尚掌权的总支正副书记上报权威学者和走资派的名单，各单位上报的人数不等，有的一两位，多的达到二十人左右。
8月7日，星期天，天气炎热。但在政治上，这一天是南开最黑暗的一天，乌云遮住了太阳，恐怖景象笼罩了南开园，此时的南开不像是个高等学府。
人群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先批斗后游街，然后准时向思源堂和行政楼之间的广场集中示众。
据初步统计，被批斗游街的：
校党政各部门：
李华、邹本基、张小璋、李国骥、杨嘉年、薛德诚、杜泽先
数学系：
曾鼎和、刘晋年、杨宗盘、胡国定、定光桂
物理系：
姜安才、沈受椿、何国柱、张云祥、赵景源
化学系：
何炳林、陈荣悌、高振衡、朱剑寒、陈英、王祖陶、吴恕求
生物系：
莆采瑜、顾昌栋、戴立生、卞鑫年、张玉玲等
外文系：
李霁野、李宜燮、陈建华、钱建业
中文系：
李何林、邢公畹、朱维之、姚跃、许政扬、马汉麟、朱一玄
经济系：
滕维藻、谷书堂、鲍觉民、陈荫坊、陶季侃、陈国庆、孙兆录等
哲学系：
温公颐、杨万庚
历史系：
魏宏运、于可
这天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批斗我的地点在主楼东边101楼大阶梯教室，全系教师学生近300余人，教室坐得满满的。主持大会的是总支副书记，女，平时有病不工作，此时可精神极了，神气极了，在台上呼风唤雨。她将许许多多与我无关的事，都硬拼凑起来，作为炮弹向我射来，只见万箭齐发，千夫所指，可惜放了空炮。她组织得很周密，用心良苦，有专人喊口号：“历史系掀出了最大的走资派”“打倒魏宏运”“罪该万死”“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
批判者手中持有准备好的稿子，声色俱厉，都摆出了控诉的腔调和姿态。我站在众人前，低着头，不准平视。
据我回忆，批斗的内容如下：
揭发我招降纳叛，引进雷海宗、来新夏。事实上雷海宗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教育部由清华大学调来的；来新夏是1950年毛遂自荐，院系领导批准的。我当时还是学生。
揭发我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出身，隐瞒了身份。群众组织两人到我家调查，结果证实我确实是贫农。1969年，全校在大礼堂开会解放我时，有人把我押到台上。后来宣布我是贫农，全体哄然大笑。
揭发我研究1927年武汉革命政府，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这太离奇了，我的文章是批判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对武汉政府的围攻。
揭发我污蔑红军离开江西是“逃跑主义”。发言者的知识也太贫乏了，《毛选》他也不看。
揭发我销毁毛著100多部。实际状况就是我买了3本，剪切分类作为卡片，上课需要时，就念卡片。我那时《毛选》读得很熟的，“文革”时常引毛主席语录，能说出它们的原文在哪一页。
如此等等。
有准备的批判发言胜利地完成了，主持人宫春彦宣布现在要去游街示众了，就给我带上约二尺半的高帽子，穿上一身用大字报拼成的纸衣，脖子拴上草绳牵着。于可同志是系办公室主任，是陪伴批斗的，也带上一顶高帽子，拉到广场。
在广场上，各系受害者相遇，一片阴霾气象。每个人的愤怒与悲伤交织在一起。因为天气炎热，脸上被涂上颜色的，黑一道、白一道地流着汗水，阴阳头和高帽子是共同的待遇。我特别受到厚爱，穿着纸衣，闷得喘不过气来。人群把我和于可拉到我住的东村门前和于可住的宿舍以及大中路，转了一圈，然后再回到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