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1960年代“中心干部”的那些事

 2014/11/27 12:17  罗伟辉 《读书文摘》  (505)    

提起“中心干部”这个词,只有年老的一些同志还有记忆。到底什么是“中心干部”?“中心干部”是做什么工作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中心干部”的工作、生活和心理怎样?下面以我的亲身经历作一个回忆。

那时候我在贵州平坝县农工部工作。大约从1959年至1966年之间,忘了具体是哪一年开始,中共中央下达的一号文件必定是关于农业问题的指示。县委在接到文件后,必然会迅速反应,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制定生产计划、指标、措施,并制定相应的县里一号文件,然后召开三级(到大队)或四级(到生产小队)干部大会进行贯彻。

所谓三级或四级干部是指县直机关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参加县委工作组的成员,以及公社党委的正、副书记,正、副主任,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生产小队队长。会前,各工作组已组建完成,参加工作组的人员,一般都是按县委对各单位分配的指标要求,由各单位自报,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大多为副职参加,有的带队干部则是县委指名参加的。

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重点是解决粮食生产问题。从1959年开始,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村食堂从定量下锅到无米下锅,形势非常严峻。为解决7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党中央制定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强调“民以食为天”,一切工作都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农业,以农业为中心,以粮食生产为中心,所以农村工作就被称为中心工作,凡长期下乡的干部被称为中心干部。那时候的中心工作深入人心,同事们见面会问“在哪里搞中心”,不仅县里组建工作组,省、地也常派出工作组协助县里工作。

县里召开的三干会或四干会,一般是4天,两头半天听报告,中间两天分组讨论落实任务。凡农村来开会的人员,吃、住都在观音堂(县委党校所在地,现已拆建为城关中学)。观音堂是解放前老百姓敬拜观音菩萨、求神保佑平安的地方,那时神像早已不知去向,空庙房可容纳几百人开会。开会的人都要自带行李,在工作人员铺好稻草的地方打地铺,公社来的国家干部也不例外。开会的头天下午报到,第二天上午集中到电影院听报告,县直机关的全体干部都参加,能坐上千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县委书记的报告由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班子起草,领导根据讲稿自由发挥,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凡参加工作组的中心干部丝毫不敢懈怠,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前面边听边做笔记。下午以公社为单位分组讨论,工作组人员也参加所在公社讨论,地点就在各公社住的地方,大家在地铺上席地而坐,这时的气候还比较冷,多数人都把双脚伸入被窝里取暖。

这种形式的讨论我一直很害怕,但又不得不去适应,因为农村来的人卫生条件都很差,身上长有很多虱子,你会在白天看见虱子在他们的衣服上爬来爬去,实在被虱子咬急了,他们会伸手从内衣或裤头上摸出几个来,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用力一掐,只听“叭”的一声,两片指甲上沾满未消化的血。我曾在冬天的烤火季节里,见农民脱下内衣,双手牵开在火上烤,虱子耐不住高温纷纷落在火塘上,发出“哔波哔波”的爆炸声。所以每次开这种会或下乡回家,我们家的虱子都会流行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样的大会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敞开肚子吃饭不定量。来开会的农民都是长时间没有吃过饱饭的人,做第一顿饭必须多下些米,要等大家吃得打饱嗝才会住手。正因为如此,曾发生过一件乐极生悲的事,一位小队长在报到的当天,就因吃得太多,胃被撑破了,半夜被送进医院抢救……

大会结束后,工作组人员休整两天做准备,便分别下到各公社集中,然后由公社分派到大队或小队。这一去就是一年,没有节假日,到秋种结束后才能回到单位。

1961年春,我调县委办公室工作,被安排参加川石大队试点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有别于其他工作组,是由县委直接领导。工作组的任务,是县委在农村开展的各项工作先在川石大队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写出报告,由县委作为文件批转,发到各公社和单位,起着一个先行先试、总结推广的作用。

工作组由6人组成,其中有个女同志叫杨菊珍。因女同志晚上不便下队,便分配她搞后勤,给大家买菜做饭。我们集中住在一个五保户的房子里,这里又是大队借用的大队部,楼下做伙房,楼上办公和住人。这种小集体的生活很有意思,吃饭用不着麻烦农户,自己开伙大家帮忙,粮食在不远的上安粮店购买,蔬菜就地取材,下乡每月有6斤大米和3两菜油补助,做好了每人分一份,不饱也饿不着。

农村工作不忙也不苦,不须参加农田劳动,生活自由散漫。早上没有早餐,上午工作组集中收集各生产小队情况,研究一些工作上的事,吃完午饭可睡上两小时的午觉,下午结伴到火车站或田坝上转悠,白天的事就算完事了。主要工作集中安排在晚上,吃完晚饭后各到各分包的小队,收集当天的生产进度,召开社员会(实际是一家一个代表),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召开这样的社员会得有耐心,吃完晚饭后的社员,或帮家里做些家务,或过足了叶子烟瘾,或自找乐趣找人吹牛,一直到晚上10点左右才东一个西一个慢吞吞地来到队长家,这时我已经在队长家里坐等了3个小时,等安排完第二天的工作已经是深夜12点了。每天的例会,我照例要发表一番讲话,由于对当天的工作状况表示不满、忧虑,情急之下,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些教训他们的话语来。谁叫你是工作组呢?工作组不说话叫你来干什么呢?其实农业生产上的事,农民比我们懂得多,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打田,什么时间栽秧,怎样才能把庄稼种好多打粮食,他们心中都明明白白,又何需你一个外行不懂装懂、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呢?可现实却让我想不明白,他们懒洋洋、没精打采地像死老蛇一样地出工,老牛拉破车似的走在田间小道上,还没干多久就弯腰捶背坐下来休息,年轻人你追我逐、嬉笑怒骂,把劳动场所变成释放生活压力的娱乐场所。干不了多少农活收工的时间又到了,就好像他们不是为自己干活而是给别人打工一样,看了怎能不使人着急呢?晚上开会,社员们常为工分记多记少,为第二天活路安排合理不合理的事,争得面红耳赤。我想解围,但他们一句“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叫我开口不得。这时我就想,无怪乎要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而我应该怎样去教育他们呢?除了批评、指责、教训,我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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