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高歌猛进

 2014/11/26 9:44  沈志华 韩钢 《读书文摘》  (1,098)    

“大跃进”:1958?还是1956或1955?

韩钢:我们通常一讲“大跃进”就是1958年,其实不是,大跃进真正的开始是1956年,或者是1955年。为什么这么说?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1955年中国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非常急促的时间里面,在中共看来是成功了。这点毛泽东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有两件事情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说过,第一件是1949年的政权更替这么快他没有想到,第二件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叫产权制度的变革,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

这是他自己在1956年的1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庆祝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胜利大会”上说的。他说他没有想到这样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件,可以这么急促地实现。这对于毛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对他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刺激。

他认为像产权制度变革,当然他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样的事情竟然都能够在三年完成,那么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教育、经济、文化,应该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完成。

所以,1955年毛的一个意图就是反右倾。什么叫反右倾?就是说各级官员都不要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障碍,必须打破保守,后来叫做破除迷信。

实际上在1955年、1956年的中共党内,可以说毛泽东的这样一个设计是一种氛围,而且毛也以为他能够发动。但是我想大家有的可能也了解,或者有的不太了解,就是1956年,毛泽东的这样一次“大跃进”被另外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成功地狙击了,狙击的人就是周恩来、刘少奇等。

沈志华:借助苏联专家

韩钢:对。毛说他憋了两年的气,为什么憋了两年?就是因为1956年要搞“大跃进”,而且“大跃进”已经起来了,不信你去看1956年中国经济的计划制定、增长速度,虽然不如1958年,但是那样一个架式、那样一个套路都已经存在了。因为被狙击了,所以八大就改变了原来的主题,就不是反右倾了。

回到刚刚沈老师提的苏联专家。沈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研究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整个冷战国际关系的一个著名的大将,而这本书(《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恰好写的不是冷战国际问题,而是讲的内政问题。但是这样一位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人来研究内政问题,我们马上会发现跟过去传统意义上研究内政问题的人,比方说像我这样的人,大不一样。他的视野不同,他有一个国际视野,所以才能成为大将。

我们可以看他在叙述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发动和酝酿的过程当中,不是简单限于一个本国的视野,或者是本党的视野,而是将其放在一个世界范围内来考量。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可能我们对于大跃进的理解会有跟以前很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认知。

沈志华:韩钢刚才的这个点题,我觉得点得非常到位,为什么我起了这么一个书名——《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么一个转变,我们从党内的分歧或者党内的讨论来看,有这么一个选择的机会,就是刚才他讲的,1956年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就想把1955年的“冒进”继续往前推进。

他说“冒进”这个词不好听,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跃进”,他说“跃进”好,就用了“跃进”这个词。但是后来周恩来带头反对。那个时候党内还有比较民主的气氛,再加上刘少奇的支持,特别是苏联专家对“二五”计划的意见,他们也否定那个比较冒进的计划,比较支持周恩来他们搞的计划,就是比较稳步发展的计划。所以到6月20日的时候,《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就是既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到了9月就开“八大”一开,风向就转了。这是党内的线索。

只能学习苏联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国际的线索。正好苏共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对中共的刺激和影响也非常大,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从本质上讲,因为它不是在城市里边发展、在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原来在农村,然后闹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一个王朝,再重新建一个政权,所以对这个国家的管理与经营,没有太多经验。而且又不像历史上那种推翻一个王朝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情况,像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可能没有这个困境,因为他们可以继承原来那个王朝的典制,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一样,它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恩格斯、列宁早就讲了,你不能继承那个旧的国家,必须砸碎它。但旧的砸碎了,新的不知道在哪,怎么办?学习苏联。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1949年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主要原因。

后来,我记得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毛有个讲话,说那时怎么搞社会主义,我们横竖是不知道,只能学苏联,这就是共产党掌权以后的困境。既然学苏联,自然就是以苏联为榜样了,所以那个时候苏联的变化对中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苏联“二十大”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也涉及苏联解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苏联共产党统治那么多年,怎么一夜之间就垮台了?人们找了很多原因,说什么戈尔巴乔夫叛变了,什么叶利钦怎么着了,但其实这都不是根本的问题。

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帮人性格坚定一点,可能他们就成功了,苏联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或者那天叶利钦没站在坦克上号召市民起来,那这个历史可能又是一个样子……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偶然性的因素,就是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包括戈尔巴乔夫的选择。如果戈尔巴乔夫没去休假呢,历史可能又不一样了。这些从历史研究角度,都是偶然性的因素,不是主要的。历史的趋势,或者叫必然性,就是说它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所以要真正找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要找那个必然性的原因,不是找那个偶然性的原因。偶然性的原因满大街都是,不计其数。

必然性的原因在哪?必然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制度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来不断地调整。我们跟资本主义制度做一个比较,就非常清楚。你想,从恩格斯那会儿开始,然后到列宁,那都一百多年前了,你知道当时做了个什么判断?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病入膏肓了,帝国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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