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部属中的降日军官

 2014/10/28 19:55  楚钧 《深读》  (562)    

东北军集团产生内讧,曾经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雄风不再;那些在事变中坚决反蒋抗日的军官,在八年抗战中有多人沦为了汉奸。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古城西安的宁静。上午9时许,躲到骊山上的国家元首蒋介石被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押赴西安城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西安事变”。12月24日,少帅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宁一去不回。东北军集团产生内讧,曾经兵强马壮、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雄风不再;那些在事变中坚决反蒋抗日的军官,在八年抗战中有多人沦为了汉奸。这些人当中有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鲍文樾、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骑兵军一○六师师长白凤翔等人。他们为何走上背叛国家、民族的不义之途?不妨透过当时的时代背景看其人生轨迹。

司令高参鲍文樾

鲍文樾字志一,1892年生于辽宁辽城,满族,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保定军校2期步科、北京陆军大学6期毕业。毕业后历任东北军26旅中校参谋,安国军第三、第四联合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参谋长、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东北讲武堂教育长、东北特别区警务处处长等职。1931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参谋次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办公厅二厅副厅长、办公厅副主任等。《何梅协定》签订后,何应钦南下,鲍文樾代理军委会北平分会办公厅主任。

张学良送蒋到南京以后,鲍文樾代表东北军面见蒋介石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可以遵照委员长意旨接受整编,但请求委员长必须让张副司令返回西安处理。蒋介石答复:“汉卿在这个时候回去,对事没有好处,等候事情结束后,他可以回去,现在汉卿本人他也暂时不愿意回去的。”蒋介石准许鲍文樾与张学良会面。鲍文樾到浙江奉化雪窦寺见到张学良时,告知了西安方面已三位一体,加强了军事防线,已向蒋说了可以接受甲案(驻防甘肃),但必须让张副司令回去,并把我写的信也交给了他。张学良说:“我没有想到你们能支持这么久,你们能坚持,我有办法,你们也有办法,要撑下去。”张学良留鲍文樾在寺内一同吃饭,在席间张学良曾与在座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谈论到“剿共”与抗日的问题,张仍然坚持他“双十二”的主张。鲍文樾返回后,还带回张学良写给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为国家、为东北,希望和平解决,勿扩大内战,以致有违抗日爱国的初衷。

鲍文樾后来经过汪精卫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介绍,参加了汪伪政权,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到湖南凤凰山见张学良,让张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按戴之意致信给鲍,叫他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不要认贼作父。

周佛海通过鲍文樾的关系,招降了不少鲁苏战区的原东北军旧部和山东战场的抗日部队。鲍文樾最大的“功劳”是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手中,将新四师师长吴化文以及东北军第111师334旅旅长荣子桓拉到汪伪阵营中来。在鲍文樾等人的策反下,1943年1月,吴化文率部投降汪伪,所部改为山东方面军,吴任总司令,后改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荣子桓于同年6月在鲁南附敌,改编为第十军,荣被授为军长。

1943年,汪伪政权任命鲍文樾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华北委员,10月10日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1945年任伪河南省省长,后代理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鲍文樾被逮捕关押,1946年被国民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未执行。后由家人托傅作义向蒋介石求情才免去死罪,改判为无期徒刑。1949年鲍文樾被移往台湾,1975年获释,1980年4月在台北病逝。

少帅股肱苗剑秋

苗剑秋,字诚实,1902年生于辽宁铁岭。1918年进入由大连著名抗日爱国实业家周文贵创办的哈尔滨东华学校读书,并与周文贵长子周武福同学,毕业后由周文贵全资资助进入日本最有名的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深造。

在苗剑秋的成长过程中,周文贵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断指明志”抗日爱国壮举深深地影响着他。1926年,周文贵两次前往日本东京最高法院,就周家在发展民族企业过程中所受到的日本殖民者“威胁与限制”提起上诉。在历经半年的起诉过程中,苗剑秋在东京给予了周文贵许多生活上的帮助,并促使国际舆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协助周文贵最终赢得了“矿权与国家主权相关”这场国际官司。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日本打赢这场涉及国家主权的国际官司,实属不易,这在国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后来,苗剑秋成为周文贵的女婿、周武福的妹夫。苗剑秋留学回国后,本想到周家企业工作,走实业救国这条路,但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参加了东北军,并在促成“西安事变”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剿共,并一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陈经老调。很多将领对此都已经厌烦,尤其是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这些人大多数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接受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及其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特别是东北军内的少壮派,想效仿日本年轻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来革除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权,进而将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

尽管苗剑秋身为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曾经留学日本,但是他一贯坚持抗日,抗日爱国的态度非常明朗,并曾多次规劝张学良要与毛泽东会晤,张学良对此一直心有余悸。

为了加强军事上的独裁统治和宣扬“剿共”主张,蒋介石经常对东北军军官进行训话。在一次军训团集会上,苗剑秋慷慨激昂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楚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稍有血气的东北人,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这番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监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西北行营参谋长晏道刚那里,晏立刻要求张学良把演讲人交出来。张学良为缓和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而虚与委蛇,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其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他们是难以自解的。事变前,苗剑秋劝他说:“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后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混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混蛋!”简单地说,“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混蛋。因此,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后,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军内出现分裂,以孙铭久、苗剑秋和应德田“三剑客”为核心的36名东北军少壮派急于营救被蒋囚禁的张学良,错误地发动了“二二事变”,错杀了王以哲军长,招致蒋介石有了十足的理由对东北军进行重新组编,致使东北军彻底瓦解。这也使促成“西安事变”这一英雄壮举的东北军少壮派们在名分上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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