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腐化的政治高层为了一己之私顽固地阻碍改革，世袭罔替的贪欲将他们乃至大清朝引入坟墓，维新派的兴国延祚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政治幻梦。一场由中国现代化精英势力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却因既得利益集团的绞杀而终止。
政治新锐的强国雄心
1895年3月，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入宫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对而泣，丧权辱国的巨大刺激使其大为震撼，大厦将倾的危机感笼罩在心头。紫禁城外，在京参加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获知清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了台湾及辽东、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而群情激愤，古老的帝都一时怨言鼎沸。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就呈皇帝的万言书，主张“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得到一千多人签名支持。5月2日，康、梁策动学潮，十八省赴京举人及数千京城官民，齐集于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
甲午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胶州湾的外交突变又接踵而至。1897年底，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两名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趁机侵占旅顺、大连，法国侵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侵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变革图强呼声此起彼伏。
1898年，康有为多次上书要求推行新政。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第一次转呈至光绪手中，光绪诏允康随时上书。2月，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俄皇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并呈上其专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及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光绪每日研读，改革决心日益坚定。是年6月6日，康有为代大学士徐致靖拟奏《请明定国是疏》，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君臣描绘的自强蓝图
《新政诏书》颁布后，光绪皇帝主导推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变法期间，光绪以自己名义接连下达变法谕旨300余条，出自朝廷的此类指导文件平均每天达到3份。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政治、法律、财政、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
政治方面，裁减冗官，官府按月分类列明每年收支；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筹设武备大学堂；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教育方面，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举办京师大学堂；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经济方面，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倡办实业，促进生产；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皇帝亲自统率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制定宪法、开国会、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君民合治、满汉平等、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的说法，大多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新旧两派的复杂斗争
壮志踌躇的年轻皇帝在几个毫无官场斗争经验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将变法维新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们不曾料到，权力分配格局的打破使一贯享受特权的满清贵族反抗何其激烈，守旧势力的强大、权力斗争的残酷，使维新派在驾驭改革的战车时力不从心。
甲午战争的失败酿成割地赔款的惨剧，朝中一些敢于直谏的非当权官员认为责任在于保太后的当权派。以帝师翁同龢、文廷式为代表形成帝党集团，维新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为实现政治目的与帝党集团联合，但双方均未掌握实权。
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朝廷作出了一个举国震惊的决定：光绪帝的师傅、康有为的政治保护人翁同龢被革去军机大臣等职并逐回原籍，自恃为股肱之臣的老爷子大感意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随后又谕令凡新授职的二品以上官员必须向慈禧谢恩，授以慈禧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
康有为在觐见光绪入殿前，遇到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又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慨然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光绪皇帝在帝党官僚和维新派的支持下，以裁撤冗衙冗官、压制甚或罢黜太后党大臣等手段，树立皇帝权威。京师撤除詹事府等七个衙门，各省撤销巡抚、河道总督与粮道。
在军事改革上，清政府提出改革兵役制度、改善和调整军队管理体制，裁汰绿营，让旗人自谋生路，但由于没有制定相应的安置措施，各省督抚担心这些人退役后沦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而不予执行。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向被视为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凭靠八股取士却饱受诟病。戊戌变法自然将调整科举制度作为文化教育改革的重点，光绪皇帝也对废除八股考试明确表态。大臣们担心尚未做好善后工作便废除科考会引起社会动乱，毕竟全国上百万读书人需借此改变命运，背后尚有学子的父母甚至妻儿也牵涉其中。军机大臣刚毅认为“此乃祖制，不可轻废”，并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如此一来，倒让年轻的皇帝有些举棋不定。
康有为见自己的改革意图迟迟不能实现，遂以各种激进方式奏请决策层从速实行。他认为，废除八股进程缓慢完全是由于主管科考的礼部大臣所致。
围绕着科考的存废之争，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地方大员张之洞、陈宝箴等人拟就的妥协意见，没有废除八股科考制，只是对于考试的内容和形式稍作调改。
这种结果当然是维新派所不想看到的。本来信心百倍发起的改革冲锋，却遭到顽固的抵抗。康有为等人认为是庞大的守旧势力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1898年8月2日，光绪帝下旨要求各级官员发表改革意见，上书言事，通过各部院转呈，平民百姓可到都察院呈递；各部院不得阻隔。
开放言论自然受到官员们的一致拥护。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上陪太后巡幸中外，但主管拒绝为其代转奏折。康有为获知此事后鼓励王照再次上书，直接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等阻挠新政。
光绪见奏折后大怒，将与此案有关的礼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计六堂官一起革职，并提升王照为四品京堂候补。
第二天，光绪任命裕禄等人为礼部首脑，又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赏四品官衔，使他们参与新政事宜。
“四小军机”的政治背景非同一般。杨锐、刘光第同为四川人，皆属封疆大吏张之洞的心腹之人，林旭的后台则是北洋大臣荣禄，谭嗣同是官二代，其保荐人是来自中央的翰林院学士徐致靖，拟就保荐奏章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四名政治新锐的走马上任使改革进程大大加快，行政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光绪皇帝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同时也考虑到政治风险，特意谕令其所有奏折均仍由军机大臣呈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