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跳板———石牌村

 2014/10/21 16:31  邢晓雯 《今日文摘》  (214)    

五月份,广州进入淫雨季节。靡靡的雨水似春蚕抽丝般慢慢吞吐,把整个城市浸泡在一股湿润膨胀的气息里。

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我由广州最繁华的地段岗顶,潜入石牌村。一踏入其间,眼前仿佛撞开了一团无形之物,一股潮湿带点腐烂的气味,迅速将我裹挟。擦亮眼镜,迟疑地走在村里不足3米宽的“大街”上,两旁都是小摊的霓虹灯招牌闪烁,头上不足3米处,几十条电线痴缠不清,两边六七层高的楼房,自二楼处往外扩展,相邻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已不能用“握手”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亲吻”的状态。

“五元一件,十元三件!”简单重复的扩音器取代了小贩的吆喝,旁边的服装店音响播放的《爱情买卖》,又以更尖锐的声音盖过它。街上不时轻盈地飘过一个年轻女子,穿着时尚但廉价的衣裳。神色凝重的年轻人,低着头匆匆赶路。

“我楼下是防盗门的加工厂,生意特别好,声音特别响,吵醒了我和爱睡懒觉的姑娘。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霓虹灯一亮,夜里演着戏,夜里把歌唱。石牌村唱到天河村,天河村唱到杨箕村,是村还是城,是城还是村。天刚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阳是希望,白日真紧张。”著名摇滚歌手王磊在《石牌村》这首歌中是这样唱道。

入夜,杨粤、杨光、李想和李由四个大男孩,背着吉他、贝斯和音响,从他们在石牌村的出租屋出发,在昏暗的小巷里拐过13道弯,来到村外最繁华的天娱广场商业城门口,摆好器材,调好音,突然一句“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就石破天惊地吼了出来……

他们是石牌村“路人甲”乐队。

“我03年来到广州,做过很多份工作,也攒了一些钱,但好像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一样。直到我看到石牌村口有别的歌手在唱,就突然想起年轻时的梦想。”杨粤白天在电脑城帮人装机,一到六点半下班,就飞奔回石牌村出租屋,变身摇滚青年。

这四个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的大男孩是去年年底才组起这支乐队的。李想在石牌村附近一家酒店工作,为了晚上的驻唱,特意把三班倒的工作安排全部上早班,而远在萝岗工作的李由则每天要坐半个多小时的车上班,但为了和乐队一起,他没有想过搬走。

四个人租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村屋,月租要2000块钱,价格相当于周围同等面积房屋的2/3。他们的房子外表看符合一切城中村楼房的特色:潮湿的巷道、接吻楼、一线天,但进入室内,顿时令人舒了一口气。四个男孩努力把这并不宽敞的二居室维护得很干净整洁,四个男孩挤在其中一间房间的两张上下铺,而把另外一间房间改造成“Beng房”,墙壁贴了隔音膜,零零散散买了音响、调音台,麦克风只买了两只,还差两只。而这一切就已经花掉他们一万多元的积蓄。

“我们都不知道邻居住的是什么人,换人换得快。我们也很少在村里吃饭,因为我也觉得很脏。”杨粤表示,除了自己租住的房子,他和石牌村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我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之前住几百块一个月的单房,那个条件就很恶劣了,老鼠啊什么的都在床边跑。”

这个房子他们住了不到一年,最近又要面临搬家了。他们排练频频被邻居投诉,尽管加了隔音膜,但石牌村的握手楼特色,使得他们还是难以完全隔绝声音。“可能去找一个面向外街的一楼吧,那边很吵,我们一起吵就不怕了。”

“你问我的理想啊,”主唱李想羞涩地回答,“我想开一家摇滚音乐主题餐厅。我的同事是读这方面专业的,他有经验,我已经想好了可以找他合作。”餐厅的风格、装潢、菜式,他已经心中有数了。但谈及创业资本,他脸色黯然,“可能需要70万吧。什么时候能攒到钱呢?我也不知道啊。”

每天晚上,他们在岗顶驻唱总能吸引至少几十人围观,但看热闹的多,给钱的少。一个月下来,最多只能勉强挣到当月房租。乐队成员共同的理想是成为更专业的乐手,能有大公司和他们合作,能出自己的唱片,开属于自己的演唱会。“但这似乎是一个死循环吧。我们没有钱买好的设备,就没法做专业的训练,训练得不专业,就没有大公司和我们合作,就赚不到钱。”

他们渴望有一天能打破僵局,也在积极寻找出路。街边驻唱的时候,他们不忘分发名片,希望能被“星探”相中。

“路人甲”是石牌村奋斗青年的一个缩影。

而这就是石牌村,你永远不知道那个蜷缩在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村屋里的年轻人,是不是下一个王磊。“城中村”不能简单地被视作“脏乱差”的代言,它不是“收容站”,而是城市的底层奋斗者的跳板。因为有这样的地方,底层青年才能更近距离地融入城市,社会的流动在此成为可能。

(宋安荐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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