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人周星驰

 2014/09/18 10:01  张伟 王凌 《博客天下》  (1,742)    

周星驰
  每隔几年,对于周星驰的质疑和责骂声就会突然在娱乐圈蔓延,那些他曾经的搭档、合作者甚至朋友们,为世人描画了一个与电影里的周星星截然不同的人,然后纷纷离他而去。这个在电影里能用幽默轻易化解各种人世困境的周星驰,在现实里却只能用沉默面对。

  其实,他早就看清了自己,1994年,正当红的他曾这样剖析:“我相信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的为人。”这样的一句自我评价,注定要与他相伴一生。这难免让人好奇,这个喜剧演员是如何成长为一个孤独的巨人,如何用一颗心抵挡所有的心。

  这是《博客天下》2013年2月18日的封面专题文章,仅凭一篇文章,当然无法让我们摸清他的全部,但至少让我们看到,过去的生活塑造了周星驰,也牵扯着周星驰,他的秘密,都藏在往事里。

(张伟 王凌/文)眼前的周星驰突然黯然神伤,起码表情上看来如此。话题是他头上的白发,记者原本只是想谈论一个男人必然经历的衰老,他却慢吞吞、突如其来地把话题转回童年,说起读小学发现自己早生华发并感到困惑不安时的每个细节,回忆起这些相隔40多年的往事,他甚至不需要特意思索。

某种意义上,这个51岁男人由往事堆积而成。他喜欢毛泽东诗词,认为毛是个“好伟大的诗人”,原因是小时候妈妈每天早中晚唱《蝶恋花》,“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他每次去卡拉OK都会点唱《小李飞刀》、《陆小凤》这类老歌,他的中学同学李健仁(更知名的身份是“如花”)解释说,这是由于两人毕业后曾一起到钢琴酒吧打工,这些歌“每晚都要听好几遍”。

即使是在一次短促的、原定只谈论电影的采访里,过往也总是从无法预料的角落钻出,内容涵盖他和父亲的交往,他幼年生活的社区,以及他30年前听过的歌曲。令人惊讶的是,他原本应该是一个沉默寡言、防备心重、紧张而容易害羞的人。整个采访过程中,他表现出的唯一一次主动姿态是邀请记者一起品尝助理端上来的剥光了皮的板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吃东西不过是他消除紧张的一种方式。

描画一个明确无误的周星驰极为困难。他同时被人视为天才、偶像、暴君和孤僻者,他做过演员、导演、房地产投资公司主席,近来甚至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但他把原本应该坐在政协会议现场的时间用来接受采访。

他通过喜剧表演塑造一个时代的潮流,本人却在电视镜头前手足无措。他被专著和哈佛大学教授的学术论文反复剖析,本人却没有读过大学,坐在教授丛中几乎一言不发,不知道怎样接话。他捧红了大量电影演员,得到的尊称从“星仔”到“星哥”直到最后变成“星爷”,到后来,这些受惠者却一个个与他交恶,甚至公开借助媒体抨击他。

他的成功和他拥有的权力,与他表现出的孤独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朋友和搭档田启文说:周星驰像武侠小说里的孤独老人,让别人无法靠近。他所举的一个旨在表现周星驰与人疏离的事例是:“星辉公司曾有位工作五六年的会计,但周星驰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经常想太多别的事,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另一个朋友宋子文说:他心里有壁垒保护自己,“他没有派系,没有拢着一帮兄弟当大哥。他一直是孤家寡人,单打独斗,他一直很封闭”。

人们难免好奇这个喜剧演员如何成长为一个孤独的巨人,如何用一颗心抵挡所有的心。他的秘密藏在往事里。

与那类看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成功者不同,周星驰并不是一个愿意呼朋引伴的人。最极端的例证也许是他在2004年的生日,据媒体报道说,“没有一个人为他捧场道贺”,他自己喝酒,直到酩酊大醉。

事实上,他关于朋友的定义足以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知心朋友不用多,也不需要多。做知心朋友需要时间,要有考验才可以。”他在1992年说,“我几个聊得来的朋友,起码都认识了10年或以上时间。”两年后,这个正当红的演员又这样剖析自我:“我相信没有太多人会喜欢我的为人。”将近20年后回看,这句话有种一语成谶的宿命感,时间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他的准确。

曾经的女朋友朱茵在分手后感慨她比周星驰幸福。“因为我有不少朋友,有心事还可以向人倾诉,”朱茵说,“他的交心朋友不及我多,朋友也少,他会比我惨。”

他不擅长交往,可以说是畏惧交往。宋子文眼里的周星驰,无论跟多熟的人开玩笑,也会很紧张地先盯着对方眼睛,看他的反应,“他把自己想得卑微”。

“他过分讲原则,私下里要跟他讲人情,他无法接受。连利用贩卖他的可能性都没有。他从来不参加活动。整天能把自己关起来个把月,哪怕只叫外卖也没关系,”宋子文说,“所以他绝对没有朋友。”

《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曾经力图分清周星驰身上“古板”和“害羞”的界限。“他不敢笑出来,其实他很想搞笑。”刘镇伟说,周星驰起初到刘镇伟在香港住的酒店找他,不好意思敲门,从门缝中塞进来一个纸条表达想法。

当这种害羞达到极致,周星驰就会尝试逃离人群。2001年,他到北京大学与学生交流并发表演讲,上千人早早地在广场上等候他,以至于他躲进了一所校内食堂的厨房里。

周星驰面对电视采访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紧张感。一次,当摄影机打开,导演请大家准备,他原本自然的表情突然变得僵直,两只手轮番在一只纸杯子上倒换着,桌子下的双腿不停地变换着方式交叠,最后就叉在一边上下抖个不停。

“他在人情上输了。”这是邀请周星驰参加节目的宋子文的解释。宋子文说,周星驰的幽默感只有在跟一个人混熟了后才可能发挥。

宋子文自称了解周星驰。这两个失眠的人曾交流过如何度过长夜。外人不知道周星驰在深夜会想些什么。医生诊断他有抑郁症倾向,常年失眠影响了情绪与工作。有时候,他会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有人催促自己起来开工。

在电话里,周星驰将自己的方法告诉宋子文,不要依赖药物,可以少喝一点酒。他推荐的是“Dr yMartini”—这是一种产于葡萄牙的著名鸡尾酒,他在《国产凌凌漆》里的演出让这种酒成为一种经典意象。

宋子文相信,即便是试图传递幽默感的时候,周星驰也非常谨慎。“他会试探,因为他骨子里没有安全感,他平时做事也非常谨慎,他的羞涩是掩盖自己的紧张,”他说,“这是很多年来一种心理阴影的折射。”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这种心理阴影应该来自周星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过往—父母在他7岁时离异(周星驰曾用他电影里角色的一贯口吻说:他们一举一动都有娱乐性,打架都很有看头)、艰辛的生活、个子矮小的差生受尽欺负的学校时光。

周星驰从小到大都很安静,他的妈妈凌宝儿对此印象深刻。他总是情愿站在窗旁看两小时街景,盯着来来去去的人观察,猜测他们的职业,但“十问九不应”,以至于最亲近的人也无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我不愿意说,只愿意做,因为别人不会听你说什么,而会看你做什么。”周星驰这样对我解释,“同样,我也是通过别人做什么来判断,而不太听他说什么。”

“从小他已经习惯什么都放在心里,只看、只听、不说。”凌宝儿说。这有时候会带来长达几十年的隐秘伤痛。周星驰有两个姐姐,每次在那间拥挤的木板房里吃饭时,凌宝儿会把为数不多的肉夹给周星驰,她发现并不是很能吃肉的周星驰每次会把剩下的肉放在嘴里咬一下,还有一次将整块鸡腿扔到地上。失望的母亲打了她眼中自私的儿子。2001年,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里,母亲提到这件事,周星驰解释说,因为母亲很少吃肉,只会偷偷吃掉他们剩下的,他才故意把肉弄脏。在节目里,两人抱头痛哭。

孤独感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周星驰。当年,他几乎从不与人争吵,最多只会一声不吭进房间。他入行后不久,有一次,凌宝儿接到一个圈内有势力的人打来电话,“那个人打来电话大爆粗口,问我是怎么教儿子的,他说想跟周星驰吃顿饭都这么难,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时至今日,周星驰仍然无法在公共场合表现得自如。他清醒地看待自己受到的欢呼,“每个明星都是那样,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参加媒体和大学的论坛,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怕自己说错话,主动示弱。“他很怕受伤害,一点点小伤害都接受不了。”宋子文想起这些情形时说,“他不是自大也不是完美主义者,只是把自己表现得特脆弱。”

时光如果荡回多年以前,周星驰会这样形容自己的内心世界:掰着手指头算计着自己什么时候才算长大,最好长得高大健壮一点,不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有点力气也好到社会做事赚钱养家。如今的他就像电影《食神》里的史提芬周,“他低调,但是受万人敬仰”,他可以掷下上亿元购入豪宅,但他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那个掌控一切的人。他甚至不愿意去看自己拍的电影,因为“他很怕看到别人的反应”。

尽管如此,周星驰仍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评为唯一一个“亚洲英雄”时写道:“如果说香港有查理·卓别林的话,那就是周星驰。”对于周星驰的拥趸来说,这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乐意将这个称号的适用半径扩大到整个中国。

他是潮流塑造者,是那些正步入中年的中国人无法绕开的人物,电影《大话西游》的话题被讨论得过于热烈,以至于关于电影的书也成为一个文化现象。他拍摄电影,投资房产,甚至步入政坛。

如果考虑到今日的高度是一个从社会底层起步的人所达到的,那么发出怎样夸张的惊叹也不能算作失态。毕竟,如今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中国卓别林”是睡在上下铺的架子床上开始自己的梦想的。他的童年记忆包括帮外婆摆地摊卖指甲钳、去酒楼推着小车卖虾饺、到五金厂打工以及在尖沙咀骑着自行车兜售报纸。他曾经在上映《埃及艳后》的电影院里发现爸爸拖着另一个女人,也曾因为偷50块钱买玩具害得妈妈反复自责而无比难过。

功成名就后的周星驰曾想象过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做个平庸无奇之辈,无非是“跟其他人都一样,找工作,有很多烦恼的事情”,想着“前途怎么样”。不过,他依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以及出人头地的强大企图心扭转了命运轨迹。

在大多数时候,他满怀信心,或者说,用光明前景反复说服自己。他的好友梁朝伟回忆说,“周星驰整天发白日梦,幻想成为大明星”。

在他和梁朝伟一起在香港艺人训练班学习之前,两人已经一起拍过一个8分钟的短片。“那都是周星驰的主意,当时我对演戏不开窍,那个短片他既当导演又当演员,我只是演员。故事主要讲好人与坏人在山上打架,最后好人获胜,他安排我演坏蛋,最后我演的角色被他无情地打死。”梁朝伟说,那时候自己只是周星驰的伴角儿。有点讽刺的是,“伴角儿”很快功成名就,在“主角”还跑龙套混盒饭的时候就开上了豪车。

即使是在无线混日子、跑龙套、毫无前景的时候,他也要用庞大的理想激励自己。那时候,他每天很早起床,洗脸刷牙时会对着镜子喊“加油”,幻想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主角,“让所有人都见识到自己很拽的样子,在某天拿个什么奖,好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报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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