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见到爱德华·斯诺登的

 2014/09/05 18:19  格伦·格林沃尔德 张慧 《东西南北》  (226)    

爱德华·斯诺登
在“棱镜门”事件中大出风头的英国记者格林沃尔德前段时间推出新书《无处藏身》,披露他与爱德华·斯诺登相识、接触并合力揭破美国国安局监听活动的内幕。

2012年12月1日,我第一次收到斯诺登的邮件,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他发给我的。

发件人以“辛西内塔斯”自称,同名的罗马农民在公元5世纪抵御外敌入侵,胜利后解甲归田。如今,辛西内塔斯已成为为了公共利益限制甚至消灭个人权利的象征。

重大线索差点被错过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通信的安全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希望我使用PGP加密,只有这样,“辛西内塔斯”才会告知我“在他看来我一定会感兴趣”的内容。1991年发明的PGP是一种用来保护网上交流和通信不被监控的工具。

“辛西内塔斯”(下文简称C)表示,他到处搜索我的PGP“公钥”,没有找到。由此,他得出了我没有使用这个工具的结论:“那会让所有与你通信的人处于危险中。我并不是说你的每封通信都得加密,但你至少应该给通信者这样的选择。”

我早就打算用加密软件。多年来,我一直在报道维基解密、泄密者、匿名黑客行动,并且与美国国家安全系统内的人通信。这些人对通信安全和被监控十分警惕。然而,这个加密系统非常复杂,尤其是对计算机和编程能力有限的我来说。所以,我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他的邮件并没有使我立刻采取行动——我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的“轰动报道”的线索,通常不值一提。

三天后,C再度来信,要求我确认收到了第一封邮件。这回,我很快回复了:“我收到了,正打算着手。我没有PGP,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安装,不过会试着找人帮忙。”

当天晚些时候,C发给我清晰的PGP安装指南,还叮嘱说,如果我需要人帮助我熟悉这个系统,“请告诉我。世界各地懂得加密的人我都能方便地联络到。”

我仍然什么都没做。我当时仍不相信C掌握着有价值的线索。

见我没有动静,C再接再厉,制作了一部10分钟的视频:《教新闻记者使用PGP》。后来,他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沮丧心情:“我准备好牺牲自由甚至生命,将这个国家最秘密机构的几千页绝密文件交给这个家伙——足以制造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独家新闻——而这个家伙却因为怕麻烦而不肯安装加密软件。”

就这样,我险些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泄密案失之交臂。

“这个人是认真的”

4月18日,我从里约热内卢飞往纽约。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收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斯的电邮。“这个星期你在美国吗?”她写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不过最好面谈。”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大堂见面。

在劳拉坚持下,我们换了两次座位,确保没人能听见,才开始谈话。劳拉说,她有“非常重要且敏感的问题”想讨论,因此安全很重要。劳拉让我要么拆掉手机电池,要么将其放在宾馆房间内。“听起来像妄想症。”她说,问题在于,政府确实有能力通过监听设备远程启动手机或者电脑。我发现手机电池无法拆除,便将它送回了房间。

劳拉终于切入正题——她收到一系列匿名邮件,发件人似乎既诚实又严肃。此君声称,有机会获得证明美国政府暗中监视本国和世界公民的绝密文件。他打算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她,并指名我跟劳拉一起披露和报道它们。

劳拉从包里拿出几张纸,正是泄密者的两封邮件。我在桌上从头读到尾。在第二封邮件中,这位泄密者提到了其“使命”的关键:

“经历最初的震惊后,人们会支持建立更加平等的互联网。只有了解我们的个人隐私在当前机制下受到侵犯,我们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强化的原则是,强权机构的保密权限必须与普通人一样,由法律来规定而不是由政客说了算。”

“是真的,”我读完后说,“我无法清楚地解释原因,但直觉告诉我这个人是认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也是,”劳拉回答,“从未怀疑。”

我觉察到了对方的政治热情。通过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急切感,我感到了与他的共鸣。

回巴西的飞机上,我告诉伙伴大卫·米兰达,“可能一切都不会发生,他可能改变主意,还可能被捕。”大卫直觉很准,他相信,“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会惊天动地”。

他只害怕被公众无视

劳拉告诉我,我们可能得立刻到香港去,见见信息源。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位匿名爆料者身处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一个能够窥视美国绝密文件的家伙在香港做什么?

答案只有他本人能告诉我。他建议我们通过OTR交谈,并提供了他的用户名。

“我愿意尽我所能报道这件事。”我说。这时,我对他的姓名、工作地点、年龄等信息一无所知,他询问我是否能够到香港见他。我知道,这个人泄露信息会被美国政府视为重罪。“我当然会去香港。”。

那天,我们在网上聊了两个小时。我从劳拉发来的邮件中获知,他急于向全世界公布美国政府的监听计划。但是,他想达到什么效果呢?

“我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于隐私、互联网自由和国家监控的讨论。”他说,“我不担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我已经接受了我的生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的设想。我在做正确的事情。”他说,他已经写了一篇东西,打算在公布自己的泄密者身份后在网上发布。那是一篇保护隐私、反对监控的宣言,希望各国网民附议,以显示保护隐私是全球心声。

“我惟一的恐惧就是,”他说,“人们看到这些文件,耸耸肩就过去了,我害怕他们会说‘我们对此毫不关心。’我怕白白牺牲了我的生活。”

“我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发生,”我向他保证,可就连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确信。多年来报道NSA滥用职权的经验告诉我,想引起人们对国家秘密监控的严肃担忧并非易事。

其名为爱德华·斯诺登

出发去香港前,我想先读一些档案,以了解这位泄密者的信息来源。

第一批文件包含25份档案,我随便点击了其中一个,只见上头用红字写着“绝密/通信情报/不外泄”。这意味着这些文件是受法律保护的最高机密,显然,它们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机构60年的历史中,从没有如此高级别的机密文件泄露过。

劳拉和我抵达肯尼迪机场,登上前往香港的班机后,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U盘。“猜猜这是什么?”她表情严肃地问。

“什么?”

“文件,全部。”

接下去的16个小时里,我不间断地阅读,只看完了一小部分。当飞机在香港降落,有两件事我非常确定:第一,这位泄密者有政治敏锐度,能够识别出重要的文件,他也很理智,挑选、分析和描述几千份档案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他是个典型的泄密者,如果泄露保密机构向国会公开撒谎的内容还不算泄密,那还有什么算呢?

飞机落地前,我读的最后一份文件写着“自我陈述”。这份内容包含了其他文件都没有的信息:泄密者的真名实姓。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行为付出代价,让这些信息回归公众意味着我的末日……我曾经目睹过政府最黑暗的角落,我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光明。”

(源自《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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