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女成本高,印度家长“抢新郎”

 2014/09/05 11:29  章鲁生 《东西南北》  (187)    

在印度,如果新娘的嫁妆不能满足新郎家的要求,新娘嫁过去后就会被看不起,被虐待,甚至被烧死。

如果没有深仇大恨,最好不要对印度人说“祝你生个女儿”。

因为结婚时,新郎可以得到新娘的嫁妆,所以在印度,“生儿子是‘招商银行’,生女儿是‘建设银行’”。

随着置办嫁妆的费用日益高涨,对印度许多家庭来说,嫁女变成了“被勒索”。于是,为了减轻负担,也为女儿能顺利出嫁,印度一些父母雇人绑架单身男子,强迫其与女儿结婚。

新郎被迫发誓“永不逃走”

对印度军队文职人员索努·库玛尔来说,去年10月无异于一场噩梦。

原本,他应该有个惬意的假期——如果不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当他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火车站买回军营的车票时,被4个手持武器的蒙面男子绑架的话。

索努没掌握印度军方多少不可外泄的情报,绑匪也并不求赎金,他们绑架索努,只为一件事:让他和瑟豪尔萨村的一个女孩结婚。

索努别无选择,只好和这名他素未谋面的女孩举行了婚礼,而且婚礼一结束,他就在新娘家长的要求下发誓“永不逃走”。

在比哈尔邦,每年有数百个青年男子跟索努一样,在枪口下陷入逼婚噩梦。2013年,全印度仅被记录在案的“抢新郎”案有2529起,几乎比2009年多出一倍。

比哈尔邦马德普拉县警察局局长阿纳恩达·库玛尔·辛格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抢新郎”案“主要发生在亚达瓦种姓和布米哈尔种姓中”。

兰迪尔·库玛尔就来自亚达瓦种姓。2010年,18岁的兰迪尔被人劫持,被迫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结婚。

“婚礼过后,我被带到那个女孩家里。他们警告我,如果我敢伤害或抛弃那个女孩,他们就把我的家人全部杀死。”兰迪尔说。

婚后,兰迪尔过得并不幸福。幸运的是,后来,绑架他的人被捕,兰迪尔的婚姻也随之被宣布无效。

卖房、借贷嫁女儿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称,印度黑社会分子有种特殊的业务:“新郎承包人”。他们受雇于一些女孩的父母,在晚间四处活动,绑架合适的单身男青年。被绑架者如果不同意与陌生女子结婚,就会遭到殴打,为了活命不得不同意举行婚礼。

中国宋朝时期,曾经有种特殊的婚姻文化,叫“榜下捉婿”,即在会试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将习俗所重视的阴阳吉凶、家世背景甚至男方是否单身等都抛之脑后。

只不过,中国古人抢新郎图的是新郎日后前程,而印度抢新郎则是源于更现实的经济因素。

低种姓女子如果想嫁给高种姓男子,就得准备丰厚的嫁妆,以免被婆家瞧不起;高种姓女子的择偶范围很小,也得准备丰厚的嫁妆。对那些到了出嫁年龄的印度女子来说,她们的婚姻成为父母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新郎一家通常会在结婚前开出嫁妆的价码,有的会想尽办法层层加码,让婚姻变成勒索。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对本国的“嫁妆现象”深恶痛绝,认为“嫁妆是邪恶的,是文明进步的障碍”,并于1961年推动出台了《反嫁妆法》,但这部法律的实际效果不佳。

《印度时报》称,印度的传统习俗认为,新娘嫁妆中的黄金越多,婚后生活越富足。在尤其看重这一习俗的喀拉拉邦,一次婚礼需要的黄金多达400克,新郎一家会想方设法索要更多黄金。一些父母为了给女儿置办嫁妆,不得不卖房、借贷,重“金”打造嫁妆。

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印度裔经济学教授阿尼尔·迪欧拉里卡和世界银行学者维查雅瓦达·拉瓦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的置办费用在6万美元到13万美元之间。对贫民来说,即使是几千美元的嫁妆也像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

比哈尔邦以贫穷、低得可怜的识字率和随处可见的腐败闻名,更是种姓歧视、攀比嫁妆等的沃土。置办嫁妆的费用越来越高,为了降低嫁女成本,无力承担的父母们只好花钱请来“新郎承包人”。

不被认可的“抢新郎”

置办嫁妆的费用日益高涨,给印度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如果新娘家不能满足新郎家的要求,新娘嫁过去后就会被看不起,被虐待,甚至被烧死。印度法律规定,女性在结婚7年内被烧死,属于非自然死亡,她的丈夫和公婆等将被控犯有谋杀罪。但时至今日,这种被称为“嫁妆死”的暴行仍然没有消失。

“溺婴”现象在印度也非常普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数字显示,2011年,比哈尔邦的男女比例是1∶0.751。即使女少男多,“新郎承包人”也不会失业。

但“捆绑夫妻”终究不是应被社会认可的正常方式。印度学者普拉迪普·库玛尔·贾表示,近年来,人们渐渐意识到“抢新郎”的不良后果。

“这种行为违背了人们的意愿,成为日后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贾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民报》说,在政府的帮助下,近年来,比哈尔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找到了工作,其中一些人当过“新郎承包人”。他们改邪归正,将减少“抢新郎”案件的数量。

“一些曾经的‘新郎承包人’开始从事体面的工作,有的成了教师,有的在国有企业里做事。警方打击力度的加强和就业途径的拓宽,让很多人不再从事这种犯罪行为。”贾说。

比哈尔邦社会学家赛巴尔·古普塔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5年间,新闻报道中的“抢新郎”案例数量在增加,这是因为“公众对这种行为变得敏感起来,媒体加大了报道力度”。实际上,“抢新郎”在印度越来越不被认可,此类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少。

“10年前,在比哈尔邦,‘抢新郎’行为猖獗。”古普塔说,“后来,政府机构开始履行职责,打击这种行为,宣传其危害,情况就有了好转。”

“捆绑夫妻”难长久

“抢新郎”造就了一对对毫无感情基础的“捆绑夫妻”。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倒也有一些渐渐产生了感情。

比哈尔邦47岁的布拉马南德·贾就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已与妻子梦妮·蒂薇结婚25年,育有5个孩子。

“结婚之初,我和公公婆婆有些矛盾,日子过得很痛苦,后来他们接受了我。从那以后,我和他一起经历了生活中的坎坷。”梦妮说。

和布拉马南德一样,曼诺吉·沙阿也是个被绑架的新郎。他觉得自己的婚姻“歪打正着”。

大约20年前,沙阿被迫和甘加·蒂薇结婚。“我看到新娘的脸,是我喜欢的那种,我对她一见钟情。现在,我是4个孩子的父亲。我把大女儿嫁了出去,把其他孩子送进了学校。甘加让我的人生圆满,也让我们的结合变得完美。”沙阿说。

但皆大欢喜的“捆绑夫妻”只是少数。有时,女孩的父母会指定某个男子作为绑架行动的对象,“新郎承包人”却粗心大意绑架错了人,令人啼笑皆非。

位于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达姆施拉·普拉赛德表示,“抢新郎”影响了比哈尔邦的形象,除非社会风气彻底改变,“否则‘抢新郎’会继续破坏年轻人的生活”。

连“抢新郎”受益者布拉马南德和妻子梦妮都认为,“抢新郎”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必须根除。

“全社会要尽可能地行动起来,消除这种现象,让它不再发生。”布拉马南德说。他妻子说:“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配偶,谁也不能强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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