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对西方的“另类”输出

 2014/09/03 11:49  王绥翊 《东西南北》  (208)    

伊朗影片对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与西方思想界对“全球化扩张导致社会分配危机”的课题不谋而合。同时,影片也间接向西方,特别是充满敌意的美国传达了信号:“我们不比你们差,你们也不比我们好。”

提起伊朗,往往与“禁运”“制裁”等相联系。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似乎一直与西方世界势同水火。其实,数十年来,伊朗和西方关系并非表面那样僵化。政治斗争并不是伊朗对外关系的全部。遭遇常年禁运的伊朗,也并不是对西方完全封闭。他们甚至用“另类”的方式对西方进行输出,而这种输出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具有悠久历史的波斯民族软实力。

从足球到电影

1998年6月21日,法国里昂,第16届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F组的一场小组赛如期进行。这场比赛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关注,甚至一度超过了东道主法国队和卫冕冠军巴西队。这是因为,参赛双方是美国队与伊朗队。

这是一场内涵绝对大于形式的比赛。在世界足球的格局中,无论美国和伊朗,都是三流角色。三流角色如何引起了一流的关注,这显然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绿茵美伊大战”“足坛美伊恩仇”“美伊生死战”等各种新闻噱头一时不绝于耳。一场普通比赛,因政治而“硝烟弥漫”。

比赛的结果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伊朗队以2比1的比分取得胜利,美国队被淘汰出局。

战胜美国队后,伊朗国内球迷几近疯狂,德黑兰街道上国旗飘扬、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伊媒体也大肆渲染这场胜利:“伊朗捍卫亚洲荣誉”(不是亚洲足球荣誉)、“伊朗再次击败美国”(不是击败美国队)、“伊斯兰战无不胜”(不是伊朗足球队)等各种口号连篇累牍。这些宣传口号、庆祝画面,经过亚足联网站、国际足联网站、英国天空电视台、法新社等各大媒体转载传播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

球迷朋友想必会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伊朗足球队印象深刻:1996年亚洲杯夺得季军,半个小时就狂灌亚洲豪门韩国队5球;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在落后2球的情况下连入4球逆转中国队取胜,给中国球迷留下了苦涩回忆;1998年亚运会勇夺冠军……

那时的伊朗队堪称亚洲足球的代表,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亚洲足球的旗帜。凭借这种优势地位,伊朗不失时机地向外输出各种文化元素。

2012年2月,第84届奥斯卡奖揭晓,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离别》(以下称《纳》片)获得最佳外语片大奖。这部电影此前便获奖不断:2012年,第69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第46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最佳剧本,第6届亚洲电影大奖;2011年,第61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第58届悉尼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一部伊朗电影,如此大范围在世界范围的电影节上获奖,特别是囊括包括奥斯卡在内的以西方主导的电影奖,堪称奇迹。这只是伊朗电影事业在世界上影响力的缩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伊朗电影就逐渐崛起,不少佳作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电影奖项的常客。

有人认为这些电影或许大多是迎合西方价值观得以成功的。其实不然,就拿《纳》片来说,其在伊朗国内也深受好评,并在第29届伊朗曙光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导演和最受观众欢迎影片两项大奖。这种本土和西方都“吃香”的情况,置于伊朗与西方对抗的价值体系之下,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另有深意。

不回避与西方的冲突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在政治上,伊朗对西方由原先的开放状态变为了隔离状态。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其进行制裁所致。因此,打破这种隔离状态,就成了伊朗的现实需求。

在一些伊朗人看来,西方对伊朗进行制裁,在心理上的根源是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妖魔化”。因此,伊朗有关部门便将文化领域作为其价值输出的“抓手”。通过文化输出,试图把西方对伊朗“妖魔化”的认识逐步扭转,进而取得政治上的突破。经过多年的努力,伊朗的文化输出,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998年世界杯之后,伊朗多位球星加盟欧洲足球俱乐部,头号球星阿里·代伊更是进入德国豪门俱乐部拜仁慕尼黑。他在德国俱乐部的出色表现,甚至改变了德国足球界一度对伊斯兰世界移民后裔的歧视。

德国足球队曾经是清一色的日耳曼人,而现在的国家队中,来自土耳其、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后裔已经屡见不鲜,有些还成为世界级球星。2000年后连续3届世界杯,德国队获得1个亚军和2个季军,伊斯兰球员功不可没。

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与认同,在政治上也凸显出了效果。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伊朗一度和欧洲联系密切,甚至将石油结算货币改为欧元。

同样,这种文化上开放的输出,也增加了伊朗国内与世界的互动。球星代伊回国退役后,靠在西方踢球赚的钱成为了石油公司的股东,甚至买下一支球队,自己担任经理。这在政教合一的伊朗也被接受和认同,说明了社会的宽容程度。

屡获西方高度认可的伊朗电影,在题材上对于各种与西方有关的政治冲突并不回避。导演穆赫辛·穆罕默巴夫在2002年拍摄了一部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电影《坎大哈》,就展现了一幅反恐战场的悲怆图景,引起西方观众的共鸣。

上世纪90年代至2005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执行了较为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从政策上保障了文化输出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以“穆罕默巴夫电影家族”为代表的伊朗导演频频在国际影坛亮相,用高水准的作品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文化形象。这在电影制片业仍停留在手工阶段的伊朗堪称奇迹。

共通的文化反思

伊朗的文化输出虽然效果显著,但归根结底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影响下的“无奈之举”。

例如近年来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青年导演巴赫曼·戈巴迪,先后拍摄了表现两伊战争的《栗色时刻》,将库尔德人历史与现实境遇融入爱情故事的《乌龟也会飞》,讲述年迈的库尔德音乐家为赴“音乐之约”踏上艰辛旅程的《半月交响曲》,呈现德黑兰地下音乐艺术风貌的《无人认识波斯猫》等电影。这些电影尽管艺术价值不俗,但无不是肩负文化使命的作品。

即使是获得奥斯卡奖的《纳》片,也并非如常人认为,是“影射批判伊朗等级分明社会现状”的作品。纵观全片,导演都是在用冷静、客观又充满关切的镜头,展现了当代伊朗人在亲情和生活方面的纠结与矛盾。

影片表面上表现当代伊朗社会相对富有、西化的中产阶层与教育程度不高、依然严守宗教条规的劳工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放在国际大环境下,这种冲突具有普遍性:在欧洲,教育程度低的移民与相对富有的白人存在矛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白领和布鲁克林的黑人也有冲突。

其本质是对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与西方思想界对“全球化扩张导致社会分配危机”的课题不谋而合。同时,影片也间接向西方,特别是充满敌意的美国传达了信号:“我们不比你们差,你们也不比我们好。”

法哈蒂的另一部电影《关于伊丽》则更明显,影片的主角是一位在德国生活的伊朗人阿莫德。尽管电影对其德国生活着墨不多,但所隐含的信号十分明确:在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伊朗人依然可以与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自由流通。移民西方的伊朗人,也并非都像传说的那样“回国后遭到逮捕”,甚至可以爱上本土的姑娘。

一名叫拉伊丹的伊朗姑娘说:“(电影)说明伊朗人爱好和平胜过一切,我们热爱世界上所有人民。影片希望人们从另一种角度看待伊朗,其实这并非外界想像的那样。”(源自《新华网》)

 赞  0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9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