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1956年后的人生

 2014/09/07 19:13  郭德宏 编 《中外书摘》  (940)    

1956年(52岁)

1月30日再次去苏联治病,2月1日到达莫斯科。

《传记与回忆》说:王明临行前,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曾去看望他。“从1956年2月1日到1974年3月27日,王明同志在莫斯科渡〈度〉过这最后十八年漫长的岁月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因病躺在床上,最后十年连吃饭都是躺着吃的!”在这期间,王明同志除写诗歌200余首外,“还经常关心国内外时事”。

由于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中国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由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恢复。

但梁漱溟在1977年11月16日写的《一个英雄两个恶人》中说:王明“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

2月14—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中,在原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句后,加写了下面的话:“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一句后,加写或改写成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他还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7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陈绍禹同志(即王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定于本年九月十五日召开。你将由北京市党代表大会选举为出席八大的代表。如果健康条件许可,中央盼你能出席这次大会。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8月6日中共中央致电驻苏大使馆转李富春同志:“(一)请你去看陈绍禹同志,面告他八大的会期(九月十五日开幕,九月一日起开预备会议),问他的身体情况,可否回国参加八大(中央已有另电通知他出席八大)。如果他因健康关系不能出席八大,请问他是否准备对大会提出书面的意见。”“(二)谈话情形望电告。”

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指出王明是“反面教员”,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一方面既批评王明的错误,又主张继续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反复阐述这样做对于团结和教育全党的重要意义,他说: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时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么,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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