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市委宣传部指定我牵头，组织几位理论工作者，在上海工业大学专家楼，撰写全市的学习辅导材料。有人跃跃欲试，拉我和王沪宁另组“新四条汉子”。这另外两条汉子就是尹继佐和吴振标。老尹后来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理论的副部长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老吴后来当过上海《文汇报》总编辑，退下来后还在市委宣传部担任阅评组长。当年我们四人常在一起，撰写学习中央文件的辅导材料和上海两报的重要评论。如今则各奔前程，但回忆起那段难忘岁月，还是蛮有意思的。
最初认识尹继佐的时候，他是上海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老尹是“文革”前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在校友会上认识了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潘伟明，就进了我们的圈子。一个普通高校教师就此成为市委宣传部的座上宾，几乎参与了小潘所有的决策。当时我们都是三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干部，思想活跃，在意识形态领域勇于探索，希望党的宣传工作能配合改革开放的需要。但如何把新思想转换为市委领导人习惯的政治语言，从而取得他们的赞同和支持，经常就要仰仗于尹继佐这个老大哥。他毕竟是学马列主义理论专业出身的，功底深厚，总是能为我们的想法从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中找到根据。
那些年，老尹经常出席市委宣传部的活动，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于是也越来越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从一个普通马列教师一步步提升为交大社会科学及工程系副主任、校党委宣传部长和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随着地位的上升，他也越来越稳健，或者说政治上越来越成熟，当然不会去做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事了，而总是能紧跟形势，把不断变化的方针政策和马恩列斯毛经典著作对接起来。这也确实是一种需要长期花功夫钻研的专业。尹继佐政治立场坚定，后来很快就被任命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尽管老尹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他倒也不算是有官架子的人。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最初几年，我们还常有来往。有一年，老尹因公来香港，我去酒店看望他。当时因为年龄问题，他将要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和我谈起今后的出路，说是有可能去社科院担任院长，我极力赞成。后来他果然又做了几年社科院院长才退休。屈指数来也有十来年没有见面了。我知道，他一面做官，一面也仍在不断地著书立说。比如，他写过《党的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世界进入重视能力的时代》、《观念创新》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等许多文章。看到这些标题就会想起当年和老尹一起写文章的日子。这位老友真是以不变应万变啊！
吴振标和老尹不同，他是写文章的快枪手。高中毕业后老吴在部队当兵时就能写，因此复员后就进了《文汇报》当记者。因为能写，又从记者被提升为评论员，负责撰写报纸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
我们认识的时候，老吴已是《文汇报》的评论部主任，和他旗鼓相当的是《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周瑞金。1986年初，小潘要求我组织班子为他起草一篇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长文。有人推荐了吴振标，我们就此结识。以后市委有重要写作任务，我总是拉他的差。《文汇报》的许多重要评论，他也经常会邀我参与写作，我们的来往就越来越多。他虽然没有老尹那样的马列理论功底，却有十分敏感的政治嗅觉，总能从领导人讲话或中央文件中察觉到新精神。老吴的这一专长使我们获益良多。那些年里，上海的宣传工作总能走在全国的前列，有他的一份贡献。因此，老吴不久就被任命为《文汇报》副总编辑，多年后又扶了正。尽管各忙各的，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不管我是处在顺境还是逆境，每次见到老吴，他对我的热情始终不减当年。哪天再回上海真该去看看老吴，一起把酒话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