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才女戴厚英却遭遇悲惨结局

 2014/09/01 21:08  施燕平 《中外书摘》  (984)    

戴厚英是动员我进复旦分校的人之一。从此我们始终在一起工作,一直到她惨遭不幸辞世。

世称江淮才女的戴厚英,早在1960年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三十多年来,除了其中有四五年时间我被借调在外单位工作外,我和她一直在一个单位共事。先是在上海作家协会,我们在一口大锅内吃饭,一起经历了动乱岁月,一起下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她改行进了高校教书,而我因厌倦文学编辑工作,居然在她的鼓动下,也走上了高校的讲台。在“文革”后期,我受命赴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事宜;她则被挑选进了市委写作组文艺组外围的电影小组,由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也一度被列为“清查”对象。对此,执着的戴厚英并不甘服。她自持与“四人帮”没有政治瓜葛,不是写作组的正式成员,凭什么也要她“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因此常常与审查者“顶牛”。由于态度不端正,一直拖到1978年终因抓不到实质性的把柄才宣布审查结束。

半途夭折的处女作

《小巧儿》

审查结束后她去安徽老家探亲时,见闻了不少乡间故事,于是动起创作的念头。其中有一篇题名为《小巧儿》的短篇,寄给了《人民文学》。她知道我在《人民文学》,但没有把稿子直接寄我,也许知道我正在接受审查,不给我增添麻烦,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投寄给编辑部。小说编辑杨筠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这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她知道我与戴厚英相熟,便以欣喜的心情,转给我看看。之前,我从王道乾的来信中知道,她正在写长篇。在我印象中,她是搞逻辑思维的理论工作者,形象思维如何我不敢妄言。但读了《小巧儿》以后,真有点出乎意料,竟然出手不凡,把一个农村女孩子写得活龙活现,且故事动人,语言生动,文笔也优美,怪不得王道乾信上称赞她的长篇“写得十分动人”。我当即情不自禁地给她去了一信,称赞她写得很好,估计刊物会发表,鼓励她多写,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并顺便问她长篇写得怎样了?最后我告诉她,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估计有些人不一定欢迎甚至刁难。但我毕竟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上海有我的亲朋好友,是我难舍难忘的第二故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在1979年2月9日写了回信,首先对我给她的鼓励表示感谢。她谦虚地说:她的短篇“粗糙得很,也不一定符合当前的要求。但我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是有感情的,应该写写他们,一次写不好,写两次、三次。已经开步走了就得走下去”。讲到她的长篇,说已改好二稿,有四十八万字。她信上说:“我写它,只是为了哀悼我的爱人。为了不受种种客观上可能有的干扰,我这一年来什么也不谈。……此书能否出版,还有问号。上海文坛你是了解的。因此,我是准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不过‘名山’也者,小室而已,‘后世’也者,女儿而已。但是我相信,尽管我不得不有所隐晦,还是多少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子的。”最后她表示:“希望你早点回到上海,能帮我看看。你回上海,虽有人刁难,也有人欢迎,我就是一个。一个人要众口皆碑是不可能的,何必多所感慨!”

我觉得她能执着于文学创作,并对人际关系的豁达态度,都使我感到高兴,但对长篇的出版似乎消极了点。我还一度不无天真地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担这个心干啥?只要写好了还怕不能出版吗?到3月20日,杨筠告诉我:戴厚英的稿子已经审查通过,因为是写儿童的,所以准备在六月号上刊出。我知道后很为戴厚英高兴,马上给她去信报告了这个喜讯。并告诉她我可能在4月底5月初回上海。她接到信后立即复了一信。说她同时接到编辑部和我告诉她录用稿子的事,对编辑部的鼓励表示感谢。信中写到她长篇的事:

“……我最关心的是长篇《代价》。(注: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最早是用信件形式写的,故取名为《七封信》,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左泥看了《七封信》初稿后,改名为《代价》,最后才因广东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代价》的书,最后才定名为《诗人之死》)此稿已交上海文艺出版社,五十万字。王道乾、刘景清两位看过都说不错。缺点是离真人真事(主要是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太近;反面人物写得不深,但我改不掉了。前一条,因为个人感情太深,有为死者立传之意;后一条,因为我心太好,猜不透坏人的心思。左泥同志非常热心,争取今年出书。我怕是那些‘朋友们’要从中破坏,有送到北京出版之意,但左泥一再说,上海也是出得来的,我就把一切交他去办了。我是还要写的,暂定名为《行程漫漫》,通过一个人的道路反映从‘反右’到‘文革’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所有朋友的关心我都是珍惜的……欢迎你回来,我们经过这几年相处,互相了解了,同志们都是希望你回来的。种种纠纷可以不管,只有一个字:做!大家互相支持和鼓励。能不能为人民做点事,不靠‘后台’,也不靠‘前台’,而只靠自己刻苦努力。”

原以为一切都顺利了,谁知我回到上海后,料想不到的事接踵而至。首先是《小巧儿》出了问题。6月份她来看我,竟然说《人民文学》把《小巧儿》给退回来了,退稿信上的唯一理由是“稿挤”。她把退回的原稿给我看,但见稿子上除了责任编辑杨筠的修改字样外,还有副主编刘剑青改动的笔迹和排版人员批的发排字号。这显然是已经决定发厂排版时被抽下的,那就不是“稿挤”的问题了。据我知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和诗人闻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一定是从上海方面传去有关“闻、戴之恋”中、捏造攻击戴厚英的流言蜚语中受到影响,才采取退稿这种断然措施。我当即鼓励她把稿子投寄别的刊物。可是性格倔强的戴厚英不肯罢休,她表示一定要写信给李季抗争。事后知道她说到做到,给李季写了一封言词愤怒而激烈的信,指责他不能公正待人。当然李季未作任何答辩,我也不便向《人民文学》询问退稿的真实原因,只是建议她把稿子投寄到其他刊物去。最后在东北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但从这件事上我预感到上海确实隐藏着一股能量不小的阻力,她那长篇小说的出版,定会受到更大的曲折风波。某些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批判、迫害,或在派性捉弄下遭受过委屈的人,心里有一股怨气需要发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怎么能依仗今天的有利身份和某些权力,暗中对某些人的工作调动,作品的发表、出版横加干涉呢?然而更加恶劣的是她的长篇《诗人之死》几经修改定稿后出版遇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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