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是动员我进复旦分校的人之一。从此我们始终在一起工作，一直到她惨遭不幸辞世。
世称江淮才女的戴厚英，早在1960年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三十多年来，除了其中有四五年时间我被借调在外单位工作外，我和她一直在一个单位共事。先是在上海作家协会，我们在一口大锅内吃饭，一起经历了动乱岁月，一起下干校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她改行进了高校教书，而我因厌倦文学编辑工作，居然在她的鼓动下，也走上了高校的讲台。在“文革”后期，我受命赴北京参加筹备《人民文学》复刊事宜；她则被挑选进了市委写作组文艺组外围的电影小组，由此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也一度被列为“清查”对象。对此，执着的戴厚英并不甘服。她自持与“四人帮”没有政治瓜葛，不是写作组的正式成员，凭什么也要她“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因此常常与审查者“顶牛”。由于态度不端正，一直拖到1978年终因抓不到实质性的把柄才宣布审查结束。
半途夭折的处女作
《小巧儿》
审查结束后她去安徽老家探亲时，见闻了不少乡间故事，于是动起创作的念头。其中有一篇题名为《小巧儿》的短篇，寄给了《人民文学》。她知道我在《人民文学》，但没有把稿子直接寄我，也许知道我正在接受审查，不给我增添麻烦，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投寄给编辑部。小说编辑杨筠从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这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她知道我与戴厚英相熟，便以欣喜的心情，转给我看看。之前，我从王道乾的来信中知道，她正在写长篇。在我印象中，她是搞逻辑思维的理论工作者，形象思维如何我不敢妄言。但读了《小巧儿》以后，真有点出乎意料，竟然出手不凡，把一个农村女孩子写得活龙活现，且故事动人，语言生动，文笔也优美，怪不得王道乾信上称赞她的长篇“写得十分动人”。我当即情不自禁地给她去了一信，称赞她写得很好，估计刊物会发表，鼓励她多写，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并顺便问她长篇写得怎样了？最后我告诉她，我已决定回上海工作，估计有些人不一定欢迎甚至刁难。但我毕竟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上海有我的亲朋好友，是我难舍难忘的第二故乡！
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她就在1979年2月9日写了回信，首先对我给她的鼓励表示感谢。她谦虚地说：她的短篇“粗糙得很，也不一定符合当前的要求。但我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是有感情的，应该写写他们，一次写不好，写两次、三次。已经开步走了就得走下去”。讲到她的长篇，说已改好二稿，有四十八万字。她信上说：“我写它，只是为了哀悼我的爱人。为了不受种种客观上可能有的干扰，我这一年来什么也不谈。……此书能否出版，还有问号。上海文坛你是了解的。因此，我是准备‘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不过‘名山’也者，小室而已，‘后世’也者，女儿而已。但是我相信，尽管我不得不有所隐晦，还是多少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一点真实的影子的。”最后她表示：“希望你早点回到上海，能帮我看看。你回上海，虽有人刁难，也有人欢迎，我就是一个。一个人要众口皆碑是不可能的，何必多所感慨！”
我觉得她能执着于文学创作，并对人际关系的豁达态度，都使我感到高兴，但对长篇的出版似乎消极了点。我还一度不无天真地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担这个心干啥？只要写好了还怕不能出版吗？到3月20日，杨筠告诉我：戴厚英的稿子已经审查通过，因为是写儿童的，所以准备在六月号上刊出。我知道后很为戴厚英高兴，马上给她去信报告了这个喜讯。并告诉她我可能在4月底5月初回上海。她接到信后立即复了一信。说她同时接到编辑部和我告诉她录用稿子的事，对编辑部的鼓励表示感谢。信中写到她长篇的事：
“……我最关心的是长篇《代价》。（注：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最早是用信件形式写的，故取名为《七封信》，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左泥看了《七封信》初稿后，改名为《代价》，最后才因广东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代价》的书，最后才定名为《诗人之死》）此稿已交上海文艺出版社，五十万字。王道乾、刘景清两位看过都说不错。缺点是离真人真事（主要是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太近；反面人物写得不深，但我改不掉了。前一条，因为个人感情太深，有为死者立传之意；后一条，因为我心太好，猜不透坏人的心思。左泥同志非常热心，争取今年出书。我怕是那些‘朋友们’要从中破坏，有送到北京出版之意，但左泥一再说，上海也是出得来的，我就把一切交他去办了。我是还要写的，暂定名为《行程漫漫》，通过一个人的道路反映从‘反右’到‘文革’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十分感谢你的鼓励。所有朋友的关心我都是珍惜的……欢迎你回来，我们经过这几年相处，互相了解了，同志们都是希望你回来的。种种纠纷可以不管，只有一个字：做！大家互相支持和鼓励。能不能为人民做点事，不靠‘后台’，也不靠‘前台’，而只靠自己刻苦努力。”
原以为一切都顺利了，谁知我回到上海后，料想不到的事接踵而至。首先是《小巧儿》出了问题。6月份她来看我，竟然说《人民文学》把《小巧儿》给退回来了，退稿信上的唯一理由是“稿挤”。她把退回的原稿给我看，但见稿子上除了责任编辑杨筠的修改字样外，还有副主编刘剑青改动的笔迹和排版人员批的发排字号。这显然是已经决定发厂排版时被抽下的，那就不是“稿挤”的问题了。据我知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季和诗人闻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一定是从上海方面传去有关“闻、戴之恋”中、捏造攻击戴厚英的流言蜚语中受到影响，才采取退稿这种断然措施。我当即鼓励她把稿子投寄别的刊物。可是性格倔强的戴厚英不肯罢休，她表示一定要写信给李季抗争。事后知道她说到做到，给李季写了一封言词愤怒而激烈的信，指责他不能公正待人。当然李季未作任何答辩，我也不便向《人民文学》询问退稿的真实原因，只是建议她把稿子投寄到其他刊物去。最后在东北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但从这件事上我预感到上海确实隐藏着一股能量不小的阻力，她那长篇小说的出版，定会受到更大的曲折风波。某些人在“文革”中受过冤屈、批判、迫害，或在派性捉弄下遭受过委屈的人，心里有一股怨气需要发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怎么能依仗今天的有利身份和某些权力，暗中对某些人的工作调动，作品的发表、出版横加干涉呢？然而更加恶劣的是她的长篇《诗人之死》几经修改定稿后出版遇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