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南省醴陵市的李立三故居原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否意味着，李立三同陈独秀、瞿秋白这些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一样，也要恢复更客观、公正的认识与评价？
几十年来我们所接受的大多为李立三的负面信息，而在故居，笔者却第一次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位革命家的另一面。当年从这里走出去闯荡天下的李立三，曾是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齐名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物；他叱咤风云，既立大功，又犯大错；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安源路矿罢工的领导者，五卅运动的总指挥；他一生波澜壮阔，宦海浮沉，伤痕累累，是一位充满传奇和悲剧色彩的革命领袖。
因“立三路线”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中共早期的两大革命运动，一是工人运动，有时表现为城市暴动；一是农民运动，有时表现为农民暴动。两大运动的领导人，一位是李立三，一位是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的词典里，工人运动更具正统性，所以李立三也曾有点儿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民运动与农村根据地。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们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城市暴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这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场混战，一方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使工农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渐渐得以恢复与壮大。正是在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加之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的指示，使得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十分乐观、狂热但又虚幻的估量：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被迫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一举实现世界革命。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集中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中原大战行将结束，蒋介石挥师南下，由此开始了对城市暴动的血腥镇压、对工农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
周恩来于1930年8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迅速纠正和终止了李立三的左倾运动。从6月至9月短短3个月的城市暴动，使革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周恩来在会上说：“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立三同志负责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当时周恩来的批评用词是宽容谨慎的。
李立三在会上勇敢承担责任，并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等九个方面进行检讨。他总结道：“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下达了许多错误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婚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李立三没有推责，而他当时只是政治局委员、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总书记是向忠发；也没有诿过，尽管共产国际前后四次来信要“反右倾”。
李立三因“立三路线”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于1930年10月被共产国际强令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的。
自我“总清算”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赞扬声。但也有人听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多年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1955年夏天，一位老同志去看望李立三，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工作照样忙，但是我要对过去来一个总清算。”这个“总清算”，就是准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尽管在过去的岁月中，无论在共产国际还是回国后的不同场合，他已数次反复作了深刻检讨，但为了教育全党，李立三还是不惜让自己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他认真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完后很满意，8月30日在发言稿上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李立三于9月23日在大会上发言。他一上来就开宗明义，自己点自己的“名”：“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李立三的这个发言，对自己的思想作了诚恳坦率的解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他的发言赢得全体代表的赞赏，据说郭沫若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就在大会闭幕不久后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等人相提并论，当作知识分子中也出“坏人”的典型。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在会上对他的批判。他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回到家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
老实说，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
李立三路线当然是很坏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它当作坏的榜样来教育党员的。但是，李立三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是不是因为犯过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只能当作坏的榜样“教员”呢？
我当然不能说，我现在已经完全认识了错误，完全改正了错误，但的确是想努力改正错误的。希望将来“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真正改正错误的、忠实的党员。”因此，当听到你在讲话中，把我也当作坏的榜样的时候，是感觉有些委屈的。我在万分高兴之中感到有一点不愉快的原因，就在这里。
每个人都想被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