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论坛讨论钱钟书的翻译水平时，有人以“御用翻译”来称呼1949年后的钱钟书，言语中不无讥讽。一位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闻名于世的学者、作家，为何被冠以“御用翻译”的头衔呢？
翻译《毛泽东选集》
1949年8月26日，钱钟书从上海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清华园。但他在清华只工作了一年，1950年仲夏，清华同学乔冠华来找他翻译《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把他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工作。据说，当初乔冠华是找费孝通参加翻译的，而费表示，自己的英译水平恐不足胜任，于是推荐钱钟书担当此事。
钱钟书并非中共党员，为何会被调去担任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呢？除了自身专业技术水平高，乔冠华的举荐自然是关键。对钱钟书一直比较关心的另一位清华同学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同时也是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员，他的作用也不能忽略。此外，正如著名诗人何其芳所言，中央对钱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党对他是了解的，信任的。
《毛选》英译委员会办公处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开始参加英文翻译的有金岳霖、钱钟书、郑儒箴、王佐良等人，还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爱德勒等一批外国专家，一年以后，只剩下钱钟书和几位年轻助手。钱钟书平时就住在城里，一般周末才回校住，并继续指导他门下的研究生。
从1950年7月至1954年2月，钱钟书一直从事《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工作，“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这项工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毛选》的英文翻译与中文原文的编辑在同步进行，原文在编定过程中不断修改，英译也不得不跟着变动，往往是一篇已经定下来的译稿反复地改个不停。另外，也存在认识不一致的情况，夫人杨绛说：“好在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作一架工具。不过，他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钱钟书做事认真，办事效率却不低，别人干一天的活他半天就能干完，甚至两个小时就干完；省下来的时间就偷空看书。他甚至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声势不大，有时间读书。
在这期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钟书虽还在城内，但已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文研所的编制、工资属新北大，工作则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4年2月，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钟书回到文研所工作。1957年“反右”时，在所内的“拔白旗”运动中，他本人并没有被打成右派。1960年夏，《毛选》第四卷英译工作开始，1961年春完成。钱钟书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做过“润色”。
《毛选》的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阶段。1958年初到1963年，钱钟书成为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据说，这也是胡乔木推荐的。
翻译毛泽东诗词
1963年英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结束，1964年，钱钟书又成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五人小组”成员，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已经翻译的全部毛泽东诗词，最后出单行本。
这“五人”的另外四人是袁水拍、乔冠华、叶君健和赵朴初。袁水拍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诗刊》杂志编委，叶君健是英法文版《中国文学》主编。在“五人小组”成立前，外文出版社已出版了由安德鲁·博伊德等译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但译文并不令人满意，袁水拍还特别撰文批评。叶君健是《毛主席诗词》英译本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他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成立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作为成员。钱钟书与叶君健主要做翻译和译文的润色工作，袁水拍与乔冠华主要负责对原作的解释和对译文的斟酌。有关部门同意了这项建议。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并翻译新发表的诗作，后来小组又增加了赵朴初作为成员，并请英文专家苏尔·艾德勒协助译文的润色工作。工作地点在中宣部三楼会议室。
“文革”开始后，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暂时停止，钱钟书此时才真正尝到运动之苦。1966年8月，他被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5月，一对革命青年夫妇搬进他们家合住，不久，钱钟书被下放干校。1972年3月从干校回来后，他与合住者发生争执，被迫“逃离”原房子而暂住北师大，大病一场，差点送命。最后，他迁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七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后期工作就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1974年11月，江青要求“五人小组”继续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工作。也有文章说，是周恩来调钱钟书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怕他被下放干校折磨而死。翻译期间，由于钱钟书年初才大病，他要求“足不出户”。翻译小组成员不得不每天来陋室工作。袁水拍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换个大点的房子，江青也同意他们搬到钓鱼台工作，但钱钟书不愿意。
1976年“五一”节，《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本由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英译本，后来成了接着出版的法、德、日、意、西和世界语等几种译本的蓝本。“革命者”不敢对钱钟书“太革命”
1949年后，钱钟书从担任《毛选》翻译工作开始，就一直从事和政治关系密切的译事，他本人因此确实受到了一些积极影响和不一般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风潮中，钱钟书在1956年“黑材料”的风波下，居然有惊无险，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因为这些特殊的经历，不仅使钱钟书避过了风头，还享受到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无法享受的待遇。1958年知识分子下乡改造，钱钟书于12月初下放昌黎，到次年的1月底就回来。从1958年初到1963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此时“三年饥荒”已开始，钱钟书回来后，房子比以前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但并不担心吃饭问题。杨绛说，因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组的有外国人，他们还“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1962年8月14日，他们又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阳台，他们新添了家具，住得很“宽舒”。“文革”中钱钟书虽也遭到不幸，但万幸的是没有被抄家，还可以继续写日记，做笔记，并完整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初始，他就拿出了巨著《管锥编》，这是其他知识分子做不到的。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