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看徐志摩、郭沫若、陈寅恪

 2014/11/30 20:38  谢泳 《读书文摘》  (903)    

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两人传记中一般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志摩的一段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吴宓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他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道:“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

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属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他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

《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

陈寅恪

我们谈论钱锺书和陈寅恪的关系,先要从钱锺书和陈寅恪的父亲陈散原说起。

钱锺书一生最爱好的是中国的旧体诗,他在这方面的修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他对宋诗的熟悉和见解,可以说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陈散原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诗人,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诗集名字叫《散原精合诗集》。

因为“同光体”诗派主要是宗宋诗,钱锺书自然会对这个诗派的创作非常留意。

《围城》里有一个情节,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方鸿渐说董斜川的国文老师叫不响,不像罗素、陈散原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可挂在口边卖弄。这是《围城》中第一次提到陈寅恪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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