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对
多年不见王翼奇先生。去年桃红柳绿之际，与友人漫步西湖边，见多处亭台上有翼奇先生书撰的对联，就求他为我写一幅字。日前重游西湖，与翼奇先生见面，他已经写好了一幅对联送我，写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一联：“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翼奇先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听他聊天，真是难得的享受。一曲《二奶之歌·走向新时代》，把我们一行笑得人仰马翻。他说，有人惧内，俗称“气管炎”，却又包了二奶，谁知惧内成性，连二奶也怕。人问怕二奶怎么称呼，他说：“支气管炎。”又有人拿了一盆文竹问他可对什么，他脱口而出：“武松。”
他还以“牛排”对“马列”，可称绝对！对对子最能见一个人学识、思维和反应，朱彝尊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应声曰：“后稷”，师怒笞之。以前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出国文试卷，即以“孙行者”为对子试题，他心目中的理想对子是“胡适之”，有人以“祖冲之”作答，也不失为妙对。陈先生认为对对子最能表现中国语文的多方面特性，以此为试题，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思想条理是否清晰。翼奇先生以“牛排”对“马列”，如果在当年，入清华大学大概毫无问题吧。
妙对的故事很多，读来总让人称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也录了不少古今巧对，其中有一姓刘的遇见一个姓李的，互问姓氏，姓李的说：“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姓刘的回答说：“斩白蛇入汉关，高祖是刘。”
那你说是谁画的
1983年，全国书画鉴定组成立，成员包括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顶级书画鉴定专家。此后八年，鉴定组行程数万里，对全国208个单位和部分私人收藏进行了鉴定，过目古代书画六万一千多件，基本摸清了大陆收藏古代书画的家底。
作为谢稚柳的学生和助手，劳继雄参加了八年鉴定的全过程，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九大卷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
劳继雄在书的后记“历经八年话鉴定”中介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成立过由谢稚柳、张珩和韩慎先组成的三人鉴定组，但不久韩慎先和张珩相继去世，鉴定工作中止。到了八十年代初，由谢稚柳直接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的再次成立。劳继雄在后记中重现了鉴定组第一次开会的情景：谢辰生首先致词，并取出一听香烟，说是二十年前张珩临终送他的，一直封存至今，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与大家共享，同时也是对张珩、韩慎先的怀念。这时启功幽默地说：“在座我的年龄虽小于谢稚柳、徐邦达，但身体最差，说不定工作未完就呜呼哀哉了。”谢辰生说：“在座几老中你最年轻，小乘修炼功夫好定会长寿。”谢稚柳接着说：“轮到你还早着呢！”一时满座欢笑。
八年中，七位专家谁都没有呜呼哀哉，但到了后期，启功多有缺席，徐邦达因故退出。《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当年鉴定组：顶尖专家组在一起也常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此时如都以老大自居，也就难免出现矛盾。有的人容不得不同意见，如果他认定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他就会质问：“你说是假的，那到底是谁画的？”争到后来，有人索性提出辞职。后虽经谷牧调停，那人也不好坚持了，但常借故不来。那人当然就是徐邦达。徐邦达与谢稚柳在鉴定时的争论，劳继雄都有详细记录，煞是有趣。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记载，1984年11月5日在鉴定故宫博物院所藏唐柳公权《行草蒙诏帖卷》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劳继雄的记录很简单：谢稚柳说真的，杨仁凯也说真的，徐邦达、傅熹年说假的。没有记录启功的意见，或许启功当场没表态。但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却有很生动的回忆，有次启功与谢稚柳同乘一辆汽车，在座的还有唐云，谈起此帖，启功对谢说：“你看它像柳公权这也许不错，但这次你要听我的，这是铁证如山。”谢稚柳说：“好，我听你的。”但过了几天，谢稚柳又跟启功说：“我又看了，觉得还是柳公权。”启功“也就只能随他便了”。
对柳公权的这件《蒙诏帖》，据启功说，谢稚柳是从书法风格上判断，认为是柳公权所书。而启功早年从张伯英那里就得知此为赝本，因为它的文辞不通，当是后人摘录临摹柳公权的本子。
虽然启功认为铁证如山，但还是没能说服谢稚柳，启功的态度只是“随他便了”，并不再争，这样也就不伤和气。读《实录》，会发现对一幅作品出现不同意见时，徐邦达的看法总是与谢稚柳相左，启功则有时站在徐一边，有时站在谢一边。而读《实录》，最好看的就是这类不同意见，如1983年鉴定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所藏王翚《渔村待渡图》，谢稚柳：画很有水准，但字不是王翚所书。徐邦达：画很好，字确实不是王翚，但章似真。启功：要假都假，不可能是一件真画而字请人代笔。谢稚柳：也有可能是一件真画，当时没落款，而后再补加的。
有时看两位老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真有点小孩子耍脾气较劲的味道。
读《实录》，最有意思的往往就是专家们赏析的评语。如故宫代管文物中有一本董其昌《仿古山水书画合册》，启功说：“字好，画乱七八糟。”徐邦达说：“好就好在乱七八糟。”还有一件祝允明《草书姑苏十咏卷》，徐邦达评论说：“不假，是晚年之笔，写得极坏。”北京文物商店总店有一件曾衍东的《迎春图卷》，虽是真迹，但谢稚柳评说道：“丰子恺的老师，画得坏透了。”华喦的《竹楼图轴》，谢稚柳的意见是：“画得坏，不一定假。”龚贤的《半山草屋图轴》定为“真迹”，启功说：“即使真也不是好的作品。”
真的未必是好的，流传下来的古代书画中常有这种现象。也有一些作品画得很好，却不真。荣宝斋有一件马湘兰的《兰竹图卷》定为“伪迹”，徐邦达说：“画得有味道，不坏。”
徐悲鸿流水作业画马
庞薰琹的自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多年前就读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徐悲鸿流水作画。抗战中庞薰琹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那时徐悲鸿从广西回重庆，是名义上的系主任。他一到系办公室，别人就忙开了，有人为他磨墨，有两人为他拿纸，地上铺了七八张纸，“他用流水作业的办法，第一笔先在每张纸上画马鼻子，第一张纸画好，换第二张纸，第二张画好，换第三张纸。把所有的纸都画上第一笔，接着是画第二笔马头，同样的办法，接着是马身，马腿，最后一笔是马尾”。庞薰琹一时想不通：“这样作画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看了几次后，徐悲鸿一来他就走开了。但过些天庞薰琹也理解了，“在巴黎绝没有人一开口就向画家要画。而在我国似乎向画家要画，是理所当然”。当时向徐悲鸿要画的人很多，大大小小的官都向他要画，又不能不给，迫不得已只好采取这种流水作业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