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水读钞

 2014/11/26 18:12  陆灏 《读书文摘》  (916)    

巧对

多年不见王翼奇先生。去年桃红柳绿之际,与友人漫步西湖边,见多处亭台上有翼奇先生书撰的对联,就求他为我写一幅字。日前重游西湖,与翼奇先生见面,他已经写好了一幅对联送我,写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一联:“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翼奇先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听他聊天,真是难得的享受。一曲《二奶之歌·走向新时代》,把我们一行笑得人仰马翻。他说,有人惧内,俗称“气管炎”,却又包了二奶,谁知惧内成性,连二奶也怕。人问怕二奶怎么称呼,他说:“支气管炎。”又有人拿了一盆文竹问他可对什么,他脱口而出:“武松。”

他还以“牛排”对“马列”,可称绝对!对对子最能见一个人学识、思维和反应,朱彝尊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应声曰:“后稷”,师怒笞之。以前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出国文试卷,即以“孙行者”为对子试题,他心目中的理想对子是“胡适之”,有人以“祖冲之”作答,也不失为妙对。陈先生认为对对子最能表现中国语文的多方面特性,以此为试题,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思想条理是否清晰。翼奇先生以“牛排”对“马列”,如果在当年,入清华大学大概毫无问题吧。

妙对的故事很多,读来总让人称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也录了不少古今巧对,其中有一姓刘的遇见一个姓李的,互问姓氏,姓李的说:“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姓刘的回答说:“斩白蛇入汉关,高祖是刘。”

那你说是谁画的

1983年,全国书画鉴定组成立,成员包括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顶级书画鉴定专家。此后八年,鉴定组行程数万里,对全国208个单位和部分私人收藏进行了鉴定,过目古代书画六万一千多件,基本摸清了大陆收藏古代书画的家底。

作为谢稚柳的学生和助手,劳继雄参加了八年鉴定的全过程,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九大卷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

劳继雄在书的后记“历经八年话鉴定”中介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成立过由谢稚柳、张珩和韩慎先组成的三人鉴定组,但不久韩慎先和张珩相继去世,鉴定工作中止。到了八十年代初,由谢稚柳直接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的再次成立。劳继雄在后记中重现了鉴定组第一次开会的情景:谢辰生首先致词,并取出一听香烟,说是二十年前张珩临终送他的,一直封存至今,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与大家共享,同时也是对张珩、韩慎先的怀念。这时启功幽默地说:“在座我的年龄虽小于谢稚柳、徐邦达,但身体最差,说不定工作未完就呜呼哀哉了。”谢辰生说:“在座几老中你最年轻,小乘修炼功夫好定会长寿。”谢稚柳接着说:“轮到你还早着呢!”一时满座欢笑。

八年中,七位专家谁都没有呜呼哀哉,但到了后期,启功多有缺席,徐邦达因故退出。《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当年鉴定组:顶尖专家组在一起也常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此时如都以老大自居,也就难免出现矛盾。有的人容不得不同意见,如果他认定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他就会质问:“你说是假的,那到底是谁画的?”争到后来,有人索性提出辞职。后虽经谷牧调停,那人也不好坚持了,但常借故不来。那人当然就是徐邦达。徐邦达与谢稚柳在鉴定时的争论,劳继雄都有详细记录,煞是有趣。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记载,1984年11月5日在鉴定故宫博物院所藏唐柳公权《行草蒙诏帖卷》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劳继雄的记录很简单:谢稚柳说真的,杨仁凯也说真的,徐邦达、傅熹年说假的。没有记录启功的意见,或许启功当场没表态。但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却有很生动的回忆,有次启功与谢稚柳同乘一辆汽车,在座的还有唐云,谈起此帖,启功对谢说:“你看它像柳公权这也许不错,但这次你要听我的,这是铁证如山。”谢稚柳说:“好,我听你的。”但过了几天,谢稚柳又跟启功说:“我又看了,觉得还是柳公权。”启功“也就只能随他便了”。

对柳公权的这件《蒙诏帖》,据启功说,谢稚柳是从书法风格上判断,认为是柳公权所书。而启功早年从张伯英那里就得知此为赝本,因为它的文辞不通,当是后人摘录临摹柳公权的本子。

虽然启功认为铁证如山,但还是没能说服谢稚柳,启功的态度只是“随他便了”,并不再争,这样也就不伤和气。读《实录》,会发现对一幅作品出现不同意见时,徐邦达的看法总是与谢稚柳相左,启功则有时站在徐一边,有时站在谢一边。而读《实录》,最好看的就是这类不同意见,如1983年鉴定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所藏王翚《渔村待渡图》,谢稚柳:画很有水准,但字不是王翚所书。徐邦达:画很好,字确实不是王翚,但章似真。启功:要假都假,不可能是一件真画而字请人代笔。谢稚柳:也有可能是一件真画,当时没落款,而后再补加的。

有时看两位老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真有点小孩子耍脾气较劲的味道。

读《实录》,最有意思的往往就是专家们赏析的评语。如故宫代管文物中有一本董其昌《仿古山水书画合册》,启功说:“字好,画乱七八糟。”徐邦达说:“好就好在乱七八糟。”还有一件祝允明《草书姑苏十咏卷》,徐邦达评论说:“不假,是晚年之笔,写得极坏。”北京文物商店总店有一件曾衍东的《迎春图卷》,虽是真迹,但谢稚柳评说道:“丰子恺的老师,画得坏透了。”华喦的《竹楼图轴》,谢稚柳的意见是:“画得坏,不一定假。”龚贤的《半山草屋图轴》定为“真迹”,启功说:“即使真也不是好的作品。”

真的未必是好的,流传下来的古代书画中常有这种现象。也有一些作品画得很好,却不真。荣宝斋有一件马湘兰的《兰竹图卷》定为“伪迹”,徐邦达说:“画得有味道,不坏。”

徐悲鸿流水作业画马

庞薰琹的自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多年前就读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徐悲鸿流水作画。抗战中庞薰琹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那时徐悲鸿从广西回重庆,是名义上的系主任。他一到系办公室,别人就忙开了,有人为他磨墨,有两人为他拿纸,地上铺了七八张纸,“他用流水作业的办法,第一笔先在每张纸上画马鼻子,第一张纸画好,换第二张纸,第二张画好,换第三张纸。把所有的纸都画上第一笔,接着是画第二笔马头,同样的办法,接着是马身,马腿,最后一笔是马尾”。庞薰琹一时想不通:“这样作画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看了几次后,徐悲鸿一来他就走开了。但过些天庞薰琹也理解了,“在巴黎绝没有人一开口就向画家要画。而在我国似乎向画家要画,是理所当然”。当时向徐悲鸿要画的人很多,大大小小的官都向他要画,又不能不给,迫不得已只好采取这种流水作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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