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脱帽记

 2014/11/30 17:20  石钟扬 《读书文摘》  (1,039)    

欲讲清陈独秀脱帽的艰难历程,得先说说他头上到底有几顶帽子,是谁给他戴上的,然后再言其脱帽之情节。

一、毛泽东看陈独秀:从仰视到俯视

陈独秀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前期领袖(中共“一大”至“五大”)。“五大”以后,共产国际为让其充当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种种策略失误的替罪羊,直接以非常手段解除其领导职务(1927年8月7日),直至开除党籍(1929年11月15日)。一九二九年陈与彭述之等组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托派”)。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释放出狱,同年中共就陈独秀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三项条件”,关键是要陈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并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遭到陈的断然拒绝,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如果说一九二九年陈是从组织上脱离了中共,一九三七年则从情感上告别了中共。“沉思熟虑”六七年,陈终大彻大悟,从政治制度的根本处深刻地批判了苏共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党的独裁”,指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带着清醒而不屈灵魂逝世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先后从中共那里获得了九顶“桂冠”: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反党、托陈取消派、叛逆、反共产国际、间谍,成为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反派人物。

陈独秀革命一生,死后获此殊荣,与毛泽东的陈独秀观有着很大关系。毛随着他自己地位的升迁,对陈独秀诚如论者所云,有个由仰视,到平视,到俯视乃至鄙视的过程。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所提出的问题。”由“言必称康(有为)、梁(启超)”转向了“言必称陈(独秀)、胡(适)”,并模仿《新青年》创办《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创刊之际恰逢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毛非常震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是“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圣至高的精神万岁!”毛与斯诺在延安窑洞聊起他漫长的革命历程,还承认:“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给的都大。”

建党之初,毛泽东曾一度当过陈独秀的秘书,他已由追星族走近了陈独秀。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曾阻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毛自视甚高的宏文的发表。毛不免对“老头子”心生埋怨,怨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甚至骂陈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没有设身处地去体谅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命令心里不服组织上服从的无奈境况。心气甚高的毛泽东,此时或已由仰视而平视陈独秀了。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了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在延安时代,毛终于有暇顾及未来如何写党史,和斯诺的谈话与其说是追叙“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不如说他有志于重写一部以毛为中心的中共党史。此时他已高居宝塔山俯视中国大地,陈独秀也在他俯视的视野之中。虽没忘怀陈早年对他的影响,但他已附和斯大林的调子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之于陈独秀,甚至说陈是反面教员,是“不自觉的叛徒”。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苏联的“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延安的王明、康生立即造谣污蔑陈独秀为托派加汉奸,甚至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立即有王星拱等社会名流“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投书各大报纸,为之辩诬!过去的看法,王明、康生的行径似乎与毛泽东无关,甚至有违毛的旨意。但仅从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月》(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鲁迅论》,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毛在《鲁迅论》中说:“(鲁迅)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毛借用鲁迅的名义说事,与王明、康生的观点没根本区别,而且王、康的言论也绝非什么个人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建国前毛泽东曾两次对陈独秀有较公正的评价。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袖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一九四五年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又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为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的,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姑且不去计较“总司令”这种比拟准确不准确,也不去辨析陈独秀是否发明了“标点符号”,也不去细论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的异同,更不去深研“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的关系,这里至少承认陈的两大功勋:其一、“五四”思想启蒙;其二、创造了(中共)党。此时的毛泽东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乃至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势,陈的那点功劳,如今得由毛审定,说能讲就讲,说不能讲就不讲,强调的是说者的权威。或许由于陈生前不仅拒不认错,而且对“延安派”多有恶评,毛那“指点江山”的文字,长期秘而不宣,直到他去世后的一九八○、一九八一年才分别在《党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当为胡耀邦呼唤思想解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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