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汪精卫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为声名显赫大学者，一为臭名昭著大汉奸。然俩人均为民国时“文治”政界与学界的领袖人物，私交甚厚，曾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英杰，一对推心置腹的挚友。胡托汪办过许多公私事务，包括请汪出面释放陈独秀。汪也邀胡出面请医生为孙中山治病。尤其是共同的“文治”政治理想使俩人建立起极其密切的关系，但在对日问题上的认识出现分歧而使他们走上了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
相识
胡适与汪精卫初次见面是在1923年。当时，俩人都是叱咤风云的社会名人，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巨匠而声播天下，一个是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家而名噪一时。这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正在上海的汪精卫通过任鸿隽（字叔永）表示想见见胡适。9月28日，汪精卫与胡适、徐志摩一行人相约前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游玩。俩人都是英姿勃发、才华横溢，因此一见如故。汪精卫貌美，胡适当时有“我见犹怜”的话。徐志摩在日记里更是风趣地记录当时情景：“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地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10月7日，胡适在上海收到汪写给他的信，其间讨论诗体的问题。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这一年，胡适与孙中山因陈炯明事件而在政治上交恶，遭到国民党的攻讦。此时，汪精卫正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这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并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进入国民党权力的顶峰。这期间，他主动与胡适联系，努力弥合胡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1925年汪精卫陪孙中山北上途中，还与胡适保持密切联系，双方频繁通信，交流对时局和政治问题的种种看法。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汪精卫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请中医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信中说“侍疾者均惶恐万状，莫不以挽救孙先生生命为第一，且孙先生对胡甚好，换一生人往说，或可采纳”。胡适虽对孙中山心存芥蒂，但经汪精卫热心劝说，他不但请出了陆仲安去给孙中山治病，而且还亲自去看望了孙中山。可见，二人的私人关系已经相当密切。
1926年7月，胡适因交涉中英庚款事宜出访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直到次年5月回国。在出国前夕，胡适就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代表团赴广东、香港等地游历之事，与汪精卫进行过联系与商讨。大致在此期间，汪精卫也外出到法国等，直到1927年6月回国。回国后，胡适在《新月》上发表大量关于人权与约法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围攻。汪精卫则在联络粤桂军阀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进行权力斗争。最终，俩人都被蒋介石打得惨败。此后的6年间，俩人忙于各自的现实政治生活而较少联系。
相知
汪精卫1932年1月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掌权后，很有政治抱负，鉴于中国军阀强权，武人政府，他希望建立一个以“文治”为主的“文人政府”。面对军阀割据，汪提出“以均权来求共治”“以建设来求统一”和“扶植民主政治来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据局面”。建立文治势力与武治势力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也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对此，胡适很快给予支持，在《独立评论》上撰文称赞汪的方案“是值得认真的考虑与试行的”。胡的赞扬在学界和政界影响都很大。此后，胡汪书信不断，相商机要，共论国是，开启俩人的政治蜜月期。
当时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处理中日关系是首要问题。汪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对日政策，希望能从抵抗中获取对日和谈的有利条件。不过，在汪看来，无论是抵抗还是交涉，都是为了达到“鸣钲求救”的目的，即获得进行和谈的国际援助。然而，由于兵权不在汪手里，抵抗无从谈起。交涉的结果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协定》。
8月6日，汪精卫发表通电，以张学良对日不抵抗，且向中央索要巨款为由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并要求张学良辞职。胡适为此致函张学良，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汪精卫与张学良》一文，支持汪精卫的电令，要求张学良下野。同时，责备汪精卫的辞职有失政体，希望汪“早日打消辞意”。
1933年3月，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任外交部部长。3月31日，汪精卫亲自致信邀请胡适入阁出任教育部部长，信中说：“我想之至再至三，专诚求你答应我担任教育部长。明知此是不情之请，但你如果体念国难的严重，教育前途的关系重大，度亦不能不恻然有动于衷。”4月8日，胡适回信，对汪精卫“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时期，肯出来担负国家的重任”，表示“十分感动”。但是，胡适拒绝出任教育部部长，他希望“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汪精卫给胡适的回信中，坦陈“待决问题之未解决者甚多，尤其是当前待决的最大问题，即是对日问题”，并附上一封密电询问胡的意见：“如今出复某先生电一通，请先生阅看。这是密电，望先生为我保守秘密”。可见其对胡适的信任非同一般。
4月28日，汪精卫又邀请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言辞恳切地说：“以先生之才学识望，应该爱惜此身，为中国将来时局收拾作一番打算。如此，目前在外，最为适宜。”“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幽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次年11月20日，汪精卫再次通过唐有壬写信邀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对这两次邀请，胡适都婉然拒绝了。
1933年6月13日，胡适与王世杰一起去拜见汪精卫，谈论华北局势。胡适日记中写道：“精卫已是五十一岁的人了，距我们初见时（1923年）恰恰十年。他此时颇憔悴，不似从前丰满了。”在谈论华北停战问题时，胡适向汪精卫指出了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第一，华北停战“表明中国政治家还有点政治勇气”。第二，华北停战“与上海协定都足以证明‘汪蒋合作’的政策是不错的。若没有一个文人的政府当正面的应付，蒋介石先生的苦难更大”。第三，于学忠提用得对。会见结束时，汪精卫说“日本形势似有小变动，其间似有和平势力渐渐抬头的可能”，希望胡适“特别注意”。第二天，他们继续会谈，汪精卫把一些重要文件拿给胡适阅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