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2014/11/27 17:39  王文耀 王保春 《读书文摘》  (1,221)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一段时期江青因身体不好,毛泽东就送她去苏联治病。

陈伯达帮了江青的忙

20世纪50年代初期,江青曾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但是从未见她到任上过班。后来她成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

江青是个聪明且过于敏感的人。她是演员出身,对于艺术很内行。她也怀有个人野心,不断就中宣部的工作向毛泽东进谗言。20世纪60年代,她在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秘密搞了一个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尽管他们曾几易其稿,但是毛泽东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去找陈伯达给改一改。陈伯达当时在上海正忙于工业调查,因有毛泽东的指示,只好为其修改,这才得以通过。

当时,周扬夫妇身体不好,刚在北京动完大手术不久,来上海修养。周、陈过去秀才交往,关系一直不错。陈伯达本想去看望周扬,但被江青知道后阻挡。江青说:“这里正准备批判周扬,而你去看他?不行,这让主席知道可不行。你不能去。”陈伯达无奈,只好派秘书王保春代表他去看望周扬以示关切。

江青与陈伯达争权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小组的副组长。江青为了权力,起初处处关心维护陈伯达。当陈伯达因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时,江青曾向文革小组成员郑重宣布:“小组的大小事情,都要随时请示组长。”由于江青对陈伯达大献殷勤,陈伯达便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在他生病住院期间,由江青代理组长职务,临时将权交给江青。这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群众,江青就代表中央文革出席并讲话,大出风头。从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随风转向江青,渐渐远离陈伯达。待陈伯达出院后,江青紧握权力再也不放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还是江青说了算,她随心所欲,陈伯达得听她的。从此,陈、江意见不一,起了矛盾。

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不断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陈伯达为了约束江青的权力,便找王力、关锋、戚本禹开会起草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办事机构,一切言行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擅自作主。会还未完,江青来了,她大发脾气:“我还是不是代理组长,我还是不是第一副组长!”她看了报告的草稿后,立即加上自己的话,并且反复强调说:“我加上的这句是最最重要的!”

陈伯达抱怨:毛泽东痛斥江青

的话没能向下传达

1967年二三月间,陈伯达对我们说,毛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对江青的霸道行径严厉地批评过。毛主席生气地说:“有人说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话不对!她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多次批评过她,她听了吗?!她这个人呢,有武则天之心,而无武则天之才!”毛泽东说完后,谁也没有说话。后来,还是周总理打破沉闷的气氛,说:“江青同志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很辛苦,是有成绩的。”这时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然而散会后,没有一个人传达。可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还哭闹着诉委屈:“正因为我是他(指主席)的老婆,他总是限制着我。这么多年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早就放开工作了,我真是受不了……”

陈伯达不满地说:“别人做错了事,主席有时生气地批评别人几句,就马上向下传达,被批评的人,很快就会倒台了。而主席这么严厉地批评江青,就没人传达一句,反而还护着她。”陈伯达说完直叹气。

我们听完陈伯达的话后,心想,陈伯达自己也挨了批评没有向下传达,还埋怨总理。看他情绪不好,我们只能安慰陈伯达说:“总理也很为难,因为江青和主席总还有夫妻关系这一层,而且批评她是希望她好嘛,也不是要打倒她。她不是说过,主席对没有希望的人,是不批评的。再说假如没有正式请示过主席就向下传达,主席万一不高兴,说这是我的家事,怎么你们也要管?那就不好收场了嘛!”陈伯达听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陈伯达与江青厕所之争

1968年有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转到了京西宾馆。陈伯达因平时喝水较多,年纪大了又有尿频的毛病,常去厕所。京西宾馆会议室附近的厕所外边门上写着盥洗室,里边只有一个厕所,不分男女。

一次,陈伯达刚上完厕所出来,正巧江青推门欲进。这时,江青见陈伯达从里边出来,便气愤地问陈伯达:“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伯达吃惊地看了一下门上的标记说:“这哪里写着是你的厕所?!”说完便不满地走了。江青怒气冲冲朝着陈伯达大声地说:“今天你闯进我的厕所,明天你还要闯进我的卧室了!”

从此,这个厕所就再也没有人敢去了。

江青向陈伯达怒摔茶杯

1968年八九月的一天夜里,陈伯达从十一楼(江青住处,也是江青的代号)开会回来,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王文耀知道陈伯达回来了,便拿着精选好的文件卷宗送到他的床前(陈伯达习惯回来就上床看书)请他审阅。

陈伯达斜靠在床头,目视前方,脸色不是很好,看样子受了很大委屈而又无法对别人说。看到陈伯达痛苦的样子,王文耀吓了一跳。王文耀知道陈伯达的日子一直不怎么好过,便轻声问他怎么了。陈伯达小声地说:“没有什么,有点不舒服。”等了片刻,陈伯达看屋外无人进来便小声地对王文耀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刚才‘十一楼’(江青)给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还摔了杯子。”说着便从被窝里拿出一个纸包给王文耀。

王文耀听后吃了一惊,当他双手接过纸包时,陈伯达小声说:“这个我拿出来时谁都不知道,只有‘十一楼’知道。也可能她还会要回去的,你看怎么处理一下?”王文耀说交给我吧。并问陈伯达:“她为什么向你发那么大的火,都有谁在场?”

陈伯达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有康老(康生)、姚文元他们。说是研究工作,可是一开始她就向我面前扔了一封信让我看,说我把写信的人逼到绝路上去了。康老在一旁说‘那不是信,那是绝命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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