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只为“人居”谋

 2014/08/29 14:45  孔令钰 《晚晴》  (181)    

  一天下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多功能厅内挤了二百多名学生,他们是冲着吴良镛而来的。

自1946年受梁思成之邀回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66年之后的今天,他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为学生讲授《人居环境科学概论》第一节课,是这位90岁老人至今未变的惯例。

在碰撞与矛盾中

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的熏陶。

194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油印本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因激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

晚年的吴良镛曾撰写长文《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详细记述了他和梁思成、林徽因相识相知的故事。吴良镛初到清华园时,与别人合住甚是不便,林徽因便让他住进金岳霖在工字厅的房子里,有配套的家具,让这位甫入清华的小助教感叹,“竟是教授待遇!”

对林微因,吴良镛始终记得,赴美前夕,梁思成的推荐信,林微因看到后说:“良镛的介绍应当这样写——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少有的坚强。”后来吴良镛常到林微因墓前致以哀思。

教一年级的学生《初步设计》时,心虚不安,便学着在中央大学时老师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令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小时,再草草眯瞪一会儿,就准时上班,带好夫人备好的早餐,中午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凑合完事,继续忙手边的活儿。

沙里宁在吴良镛的毕业作品中点评说: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而且来自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一种新与旧的结合,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

几十年后,吴良镛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恍然一惊,自己“不就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

1950年,吴良镛接到林徽因的来信,说国内形势很好,催促他赶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自此,吴良镛的后半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建筑系。1984年他退休,62岁,创办了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留子孙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946年应梁思成之邀来到北京,走出北京站,天色未晚,华灯初上,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大前门香烟商标上久已熟悉的、端庄凝重的前门”,接着去国会街,看宣武门的城楼,后来追忆道,“这时天色绯红,群鸦飞噪,危楼耸立,气象肃穆”。

老北京城自此在他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此后六十多年的光阴里,他的学术生涯也与这座城市交织在一起。

大抵建筑师都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在北京城区的设计上,梁思成和吴良镛这一对师生满怀美丽的期待。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中,认为应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区,在西郊建设中央行政中心,并在行政区以南设商业区,东部为工业区,如此文化、行政、商业、工业功能分离,各区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分散组团发展。

梁思成甚至在文章中美美地打算,“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然而最终采取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政治意味更浓厚的方案,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为了搞生产和交通,城墙和牌楼也要拆掉。

陈占祥痛心疾首:“一个城市古老的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生长起来的,要拆了再得到,谈何容易!”

既定城建方案,形成了今天吴良镛和同业者最担心的“摊大饼”格局。与此同时,旧城风物痛遭损毁,吴良镛为此很难过,“如果等到‘面目全非’之日才真是悔之晚矣,就此而言,对保护‘永远不能认为太晚’。”

“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吴良镛认为,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2006年,已是84岁高龄的吴良镛带领团队,开始筹备一项以北京旧城保护为平台的跨学科的科研项目,后名之为“北京2049”,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城市发展作为研究平台,探索合理、前瞻的城市空间组织。

而该研究项目,正是以吴良镛的标志学说“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其奠定理论基础。

“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吴良镛说,“不是看他是否设计出了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

有问:“如果你这辈子看不到理想实现,怎么办?”他答:“那也得坚持!”

风吹钟声花间过,德唯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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