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钱江新城杭州图书馆书法室内，回看3年前那场关于“乞丐与流浪汉能否进入图书馆”的讨论，褚树青让这个问题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共识。
杭州图书馆办公区入口，一副装帧古朴的书法，“市民大书房”几个字是褚树青新的追求。除去大场景的阅读区域，杭州图书馆的角角落落被分隔成了居家“书房”，它们各成一体，落地玻璃书柜前的沙发上，三两读者正在暖光灯下翻书。
这是一处以“平等、免费、无障碍”服务著称的“平民图书馆”。硬件设施上，杭州图书馆却丝毫不“平民”：国内图书馆中，杭州图书馆对公众的开放面积位列第一，温馨的家居式阅读风格是国内首例，便捷的软分隔、无障碍空间布局也长期领先。
透亮的落地玻璃窗外压着厚厚的云层，褚树青的目光跃过书法室摆满古籍的花格，投向在灯光里安静阅读的人们。弥漫整层大厅的静气让偶然的咳嗽声变得突兀，这让褚树青安心，如同巡视庄稼的老农看着菜苗长势正常之后的安心。
“乞丐馆长”得名
2011年，突然间的网络走红，让褚树青有些莫名其妙。
那年的1月18日晚，褚树青的手机突然成了“热线”，似乎全国的媒体都在找他。事缘杭州图书馆不拒绝乞丐、拾荒者入内读书，引来了其他读者的投诉，馆长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这是杭州图书馆多年来秉承的原则，褚树青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视若平常，不想却因为一条微博成为话题。有人夸赞，也有人忧虑：能容纳乞丐和流浪汉的图书馆是否还能安然读书。
议论也让官方感到紧张，“不知道什么来头，领导也怕会被拍砖板。前几年是旧馆，任何人想进来就进来，但现在是新馆，万一大多数人不同意，不是很被动？”褚树青被要求冷处理，躲几天看看情况，直到网上民意多数肯定，褚树青才得以露面回应，也因此获得了“乞丐馆长”的称号。
这当然也不是外人以为的作秀。“作为图书馆服务，不仅仅杭州图书馆在做，国内许多大型图书馆都这样做。虽有些图书馆不那么做，但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希望能够进馆不影响别人阅读情绪和阅读环境，有一些对人的着装要求，实际上也是正常的。”
褚树青看了白岩松对芝加哥图书馆的采访，那是一个所有人群都可以自由穿行的图书馆。见白岩松感慨：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这样的图书馆！褚树青也很感慨：其实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外界都不知道呢？“那次微博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了解了国内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属性，就是要服务所有人群，特别要服务底层人群。我们常说信息社会要缩小信息鸿沟，一部分人是信息爆炸，一部分人信息贫乏，我们就是解决信息贫乏这部分人的问题。信息贫乏的人中有低收入者，有弱势群体，也有拾荒者，他们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这次事件之后，国内的公共图书馆更清晰了“公共”两字的含义，“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总会有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等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为学科和精英服务，更多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人群，为他们服务，来解决在知识和信息面前的平等问题。”
向所有人群开放，自然给图书馆管理带来麻烦。有人进图书馆的卫生间洗澡、洗头发，把公共区域弄得满地是水，物业压力很大。褚树青的解释是：至少他也知道在这个环境下要把自己收拾整洁。“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他在这里整洁了，让他坐半天甚至一天，在这里接受熏陶，也是对一个人教育的推进。社会教育分两种，一种是学历教育，一种是终身教育。我们这种机构就是终身教育机构，就是扮演学历教育结束以后的终身学习这个角色，这部分人可能是接受了学历教育后去拾荒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受过学历教育，但不管怎样他能到图书馆来，他能看报、看书，听讲座，看展览，都是一种接受教育的方式，都是推动他往前走。”
位于钱江新城的图书馆，因为周边工地围绕，一度也是工地工人理想的栖身之所。每天下班后，大量的农民工涌入新图书馆。褚树青观察过一阵，发现农民工的素质并不低，“他进来以后非常遵守规矩，很小心，可能觉得这么漂亮的地方竟然让他免费进出，有空调、有沙发、有书看、有电视、有电影、有戏看……”
进入图书馆的建筑工人更喜欢看连环画，他们常常走进儿童阅览室，跟孩子们一起看书。最初也担心，后来发现父母们也很宽容，工人和孩子一直都安静地看书，和平相处。
有网友看到衣衫褴褛的读者翻着书，一转身又翻检起垃圾桶里的塑料瓶；有白发老人进图书馆时一身落魄，准确读出英文书名时目光坚定。音乐室因为有优质的视听设备和舒适的沙发，一度也成为人们休息午睡的场所……
褚树青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公共图书馆就跟公园一样，不能说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不可以进去。一段时期以来，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对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属性认识是不清楚的，但我们对公园的公共属性认识却是非常清楚的。这实际上就是知识从精英阶层走向平民阶层，从少数人群走向众多普通人的过程。”
少年志愿者
褚树青与图书馆的缘分有三四十年光景了。读小学时，他即已是图书馆的成员。母亲从事教育工作，把他带到少儿图书馆，跟馆内工作人员打招呼：“这是我儿子，他来看书。”
带他进图书馆的两个工作人员，现在是褚树青的老同事。他们觉得，既然孩子来看书，也可以顺带帮忙做点事。褚树青开始跟着工作人员修缮书籍：把连环画封面拆下来，装上牛皮纸，贴书带，打书根，做书根卡，打上图书馆的印章……这些工作本来只有两三人，忙不过来，褚树青就成了帮手。“那时不叫志愿者，叫小小红领巾服务员。”
每天下课后，课业负担重的时候，就选周三和周六下午没课的时候去帮忙。一来二去，褚树青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熟络起来。稍长大些，他仍在杭州图书馆做志愿者，整理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