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敬 香港过客

 2014/11/09 8:13  张蕾 《南方人物周刊》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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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我的1997》这首歌是在1989年,艾敬刚20岁。那个时候她听了苏珊·薇格的《Luka》,决定“把当时自己19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写一遍”。那个时候她对人生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去南方”不意味着淘金,更多是自由。那个时候她“可能也是想着扬名世界吧”,像U2、TheBeatles一样。

“想来可笑,当时感觉自己已经经历很多了,一定要纪念一下。”艾敬的这份“纪念”让她年少成名,红遍中国。她被日本媒体称为中国的苏珊·薇格,她们有着共同的形象:休闲装(在媒介批评者看来,这是自由随意、不寻求取悦男性的某种标志),抱着木吉他(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吉他被看作“摇滚”歌手的标配、标识,而“摇滚”又时常被解读为“叛逆”),浅吟低唱叙事性的歌词(“民谣”),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艾敬切入香港97回归的历史时刻,苏珊则关注虐待女童等),自己作词作曲的女歌手(“打破男性主导的世界”、“创作才女”,仿佛女性会创作便难掩奇迹本色)。

从唱法到性别,从出身到爱情,从现实到憧憬,那个20岁的小姑娘浑身贴满了标签。每个标签意涵之凝重和严肃,仿佛可以笼罩她一生。

“后来才明白,人生是由一个个段落组成,而每一段可以是毫不相干的。”

2

“为什么你拿我的工作鞋像是……拿着毒药?”艾敬对给她递上平底布鞋的助理说。

工作鞋是老式黑色的,上面滴着不均匀无规律的五颜六色的油彩,就像艺术晚宴上顽童的围嘴。

艾敬是我这些年的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的明确表示星座这东西还挺有道理的人。她是处女座的。

“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别人。”她指的是自己目前从事的艺术工作——绘画、雕塑,也做装置艺术,2012年成为首位在国家博物馆办个展的当代艺术家。

工人去她家安装挂壁电视机。艾敬打量又打量,指着一边说,“这里有一点点低了。”安装工不信,重新查了一遍水平,没问题;拿尺子精确一量,差了不到一公分。工人问:小姐,你是干什么的?艾小姐说:我专门干这个的。

穿上布鞋,她的娇小立刻显现出来。在某个场景下,摄影师按了几下快门,艾小姐说:我觉得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就别再累我了哈。气氛不是很自然,但她毫无疑问是这间“大工棚”里的女王。

艾敬的“大工棚”在北京东北五环外的环铁艺术区。这里类似于798,是成片废弃的工厂厂房,但布局没有那么整齐。在一个小餐馆把守的路口,树草中竖着指向四面八方的路牌,锈迹斑斑。夏日里走过来的路上布满响亮的蝉鸣。艾敬工作室是橘色的门,没有挂牌。二层的空间,天花板的几扇天窗用半透明的材料遮挡,透进阳光。她的写字台上有个地球仪,有阳光照着便自转。旁边立着她新书的样本:《挣扎》。

3

1989年的广州,在东方宾馆,两个寻找音乐路的沈阳女孩见到了香港音乐人梁和平。她们的名字是艾敬和那英。那次见面,梁根据两人的风格和性格差异,分别做了建议。他给艾敬推荐了美国的苏珊·薇格和美国的TanitaTikaram,都是民谣摇滚(FolkRock)风格的女歌手,“一把吉他,自己能写歌唱自己的生活。”梁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见面之后没多久,艾敬就告诉他,自己托人在香港找到了那几张磁带,“这让我觉得她能听朋友的建议并且还很有心。”

苏珊·薇格在《Luka》里唱道:“我的名字叫卢卡,我住在二楼,如果你经常听到我的家里有吵闹的声音,不要觉得很怪异……”

艾敬想:“她写的这些事多小啊,我也可以说我的名字叫艾敬,我从沈阳出来,我去过北京,现在想去香港。”

17岁时离开沈阳,是觉得这座小小的老工业城市施展不了她大大的梦想。到北京考入著名的东方歌舞团后没多久,她就把沈阳和北京做了一番比较,发现剧院团是“一种体制,它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人事部、食堂、宿舍、老师、主任……

“就像鸡蛋和鸭蛋,都有蛋黄,只不过北京的蛋黄更大些。”

她跑到广州,录制了畅销的卡带,赚了钱,谈了恋爱,生活安逸。这段生活也成为她日后写歌的素材。在与梁和平见面一年之后,《我的1997》问世。起初她写了歌词找别人给谱曲,音乐人都直皱眉:一行13个字,“这不是歌词。”专辑的编曲王迪说,这歌你应该自己写。

“在《我的1997》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当时的音乐圈里的人都在传,说艾敬写了一首很特别的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那时候,在我认识的女歌手里面,还没有自己写歌的,尤其是写出民谣摇滚类型的歌来。”著名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曾回忆。

金认识艾,是在1988年国家环保局举办的“地球的孩子”大型演唱会上。“这是1986年流行音乐走上前台之后,南北音乐人的第一次合作。”金记得,这次演唱会留下3首歌,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英的《山沟沟》和艾敬的《流浪的燕子》。

香港回归的谈判完成后,就有音乐人开始创作相关题材,都是宏大叙事。金开玩笑说,有关香港回归的歌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我们的家长要把孩子领养回来,一类是兄弟姐妹要回归。艾敬的视角却很特殊。”

“按照当时我们的标准,这首歌是不大能进入主流的,但大家没想到的是,它在大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因为艾敬的表达,是非常真实的,触及了当时青年一代人的内心自我表达和对历史的反思。”金说。

豆瓣网友“小莫”就属于金所说当时的青年一代。小莫在乐评中说,《我的1997》吸引自己的正是“浓重的个人情绪”:“这里面,有怀念,有怀疑,有希望,有失望,有迷茫,有梦想般的理想。更明白地说,有那个时代的一部分青年的生长情绪……”

在大陆风行的同时,也传到了港澳台和其他亚太地区。外国记者通常会解读其有政治隐喻。每当他们拐弯抹角地提问时,艾敬就会说: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能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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