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

儿时，常有人在西湖边钓虾。起先，他很顺手，不多时就钓起两只来，心想今晚他家的饭桌上会有一道好菜了。可是接下来，老半天他也没能钓上第三只。渐渐地，这人就信心不足了，不再指望晚饭有油爆虾吃。他依然坐在湖边守着钓竿，却开始有了一种目的和心态的变化，从起初的功利动机转变为视湖边钓虾为自娱自乐。末了，他把那两只虾剥了壳生吃了，然后收摊回家。仿佛他花费这半日功夫，就是为了能钓起两只虾来生吃，仿佛他觉得这很值，仿佛自己钓的虾和从菜场买的虾味道很不一样。

这就是杭州人，他特别善于调整自己，因此也特别善于体验过程，从中自得其乐。杭州人常能想出许多名堂来娱乐自己。他们堪称是精神上、性情上自我调节的高手。

杭州人不仅得乐且乐，有时还过于无忧无虑。杭州一向是鱼米之乡，风调雨顺，生活过得优哉游哉，很容易让人满足，缺乏忧患意识。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写的《老杭州》那本书里举过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杭州人曾经是多么养尊处优：咸丰十一（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攻破杭州。此前那两个多月的围城，把杭州人饿惨了。这多少也怪杭州人不太有防范饥荒的意识，因为周边到处是天然的粮仓，反倒让杭城连3个月的粮食储备都不曾安排。不过杭城的富裕人家倒是存了许多山珍海味。一本名为《杭州兵祸》的老书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全城断粮，人们只好有啥吃啥，富裕人家储存的鱼翅、海参、熟地、米仁之类，都拿出来当饭吃了。真可谓一场极富杭州特色的饥荒哪！

其实近代以来杭州只打过这么一仗，所以杭州人的记忆格外深刻。

西湖图/本刊记者大食

不打仗，生活好过，杭州人磨练不够，就不免有些心柔气虚。他们当中不乏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不乏品茗抚琴的高人好手，不乏俗趣雅玩的遗老遗少，不乏行踪飘忽的闲云野鹤……可我倒是真的不知道近代以来，无论在国民党、共产党、大清国或是这里那里的大小军人中，有哪位著名的将领是杭州人氏。甚至，连黑社会老大这种角色，杭州人也做不了。抗战胜利后，在杭州的地盘上，江干各码头的霸主，竟然让一个名叫杨松山的诸暨人做去了。

杭州人打仗不行，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骨子里都是和平主义者。

但和平主义也有好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地军阀混战的时代，杭州人没有再往那个乱局上去添乱。杭州人那时在做什么呢？

譬如，1929年6月，杭州办了个西湖博览会，是至那时为止国内博览会中规模、声势最大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杭州人要做生意，要打民族品牌，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929年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在军阀混战，西湖博览会就已经在向国人推荐抽水马桶了。有点超前了吧？

又譬如，那时候杭州就有个“大世界”娱乐城，一点也不比现在各个城市的各种娱乐城逊色，从大人看戏、看电影到小孩玩游戏机，一应俱全。好莱坞刚出品一本新片，10天之内杭州就上映了。

杭州人很注重“小”处，这一点北方人没有看错。我父母都是山东人，50年代中期刚来杭州时，很看不懂杭州人怎么能将一棵青菜炒出菜梗、菜心两盘菜来？而我们山东人却每每是把好几样菜煮进一锅里去的。

一样东西可做出很多种吃法，这就是杭州人许多脑筋的用处。你嫌杭州人不大气也罢，夸奖杭州人会过日子也罢，“虽好却小”，或者“虽小却好”，随你怎么看都没错。若以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价值观来看杭州人，他们的确小家碧玉，生活过得自然而精致，当然也有点胸无大志。

但胸有大志又怎样？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的胸有大志，不是写文章，不是做生意，说穿了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套帝王思想加英雄主义。

当然，清朝的最后70年，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辱，的确需要英雄来救国。所以那时的一批有志男儿，出国留洋多半是学军事。他们的初衷是要推翻腐朽误国的满清统治，解救国家于洋人的枪炮淫威之下。时势造英雄，可时势也很作弄人。等到这帮有志男儿大批地从海外学成归来，清廷已经推翻，而且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整整20年也没有洋人来打中国。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处在那样的乱世，杭州人真好像有点一筹莫展。杭州的青年也有许多在清末民初出去留洋的，但恐怕多数是学医、学农、学工商而非做军阀打地盘的那套本领。

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打那种砍砍杀杀的仗不行。可要是说起打商战来，杭州人却不一定输给人家。这个传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马云就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

奉行和平主义的杭州人自然是行事谨慎，不太敢冒险，这让他们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头一口水”。上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的人靠走私掘到“第一桶金”，动辄会冒出几个一夜暴富的人物，但好像没听说其中有哪个是杭州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栽了。而看似胆子不大、不怎么敢“吃螃蟹”的杭州商人，稳扎稳打，至今还常青常新，金身不败，娃哈哈的宗庆后即是一例。可以拿来对照的是，清末的胡雪岩，生意固然了得，可是说倾覆就倾覆了。胡雪岩虽在杭州立脚，做的却是徽商的套路。

再往远处说，杭州人向往富裕和生活品质的和平主义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吴越国时期，从那时起杭州人就是可不打的仗尽量不打，用嘴巴能谈妥的事情尽量去谈成。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就曾拿金陵（南京）和钱塘（杭州）的不同命运作过比较，说“物盛人众”的都会，又能兼有山水之美，全天下只有金陵和钱塘两处。当北宋统一中国之际，南唐因抗拒而遭挞伐，金陵城破，从此衰败。而定都钱塘的吴越国则选择了和平，纳土归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有美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