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

 2014/11/01 23:32  李杭育 《南方人物周刊》  (810)    

儿时,常有人在西湖边钓虾。起先,他很顺手,不多时就钓起两只来,心想今晚他家的饭桌上会有一道好菜了。可是接下来,老半天他也没能钓上第三只。渐渐地,这人就信心不足了,不再指望晚饭有油爆虾吃。他依然坐在湖边守着钓竿,却开始有了一种目的和心态的变化,从起初的功利动机转变为视湖边钓虾为自娱自乐。末了,他把那两只虾剥了壳生吃了,然后收摊回家。仿佛他花费这半日功夫,就是为了能钓起两只虾来生吃,仿佛他觉得这很值,仿佛自己钓的虾和从菜场买的虾味道很不一样。

这就是杭州人,他特别善于调整自己,因此也特别善于体验过程,从中自得其乐。杭州人常能想出许多名堂来娱乐自己。他们堪称是精神上、性情上自我调节的高手。

杭州人不仅得乐且乐,有时还过于无忧无虑。杭州一向是鱼米之乡,风调雨顺,生活过得优哉游哉,很容易让人满足,缺乏忧患意识。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写的《老杭州》那本书里举过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杭州人曾经是多么养尊处优:咸丰十一(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攻破杭州。此前那两个多月的围城,把杭州人饿惨了。这多少也怪杭州人不太有防范饥荒的意识,因为周边到处是天然的粮仓,反倒让杭城连3个月的粮食储备都不曾安排。不过杭城的富裕人家倒是存了许多山珍海味。一本名为《杭州兵祸》的老书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全城断粮,人们只好有啥吃啥,富裕人家储存的鱼翅、海参、熟地、米仁之类,都拿出来当饭吃了。真可谓一场极富杭州特色的饥荒哪!

其实近代以来杭州只打过这么一仗,所以杭州人的记忆格外深刻。

西湖图/本刊记者大食

不打仗,生活好过,杭州人磨练不够,就不免有些心柔气虚。他们当中不乏声名显赫的文人墨客,不乏品茗抚琴的高人好手,不乏俗趣雅玩的遗老遗少,不乏行踪飘忽的闲云野鹤……可我倒是真的不知道近代以来,无论在国民党、共产党、大清国或是这里那里的大小军人中,有哪位著名的将领是杭州人氏。甚至,连黑社会老大这种角色,杭州人也做不了。抗战胜利后,在杭州的地盘上,江干各码头的霸主,竟然让一个名叫杨松山的诸暨人做去了。

杭州人打仗不行,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骨子里都是和平主义者。

但和平主义也有好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地军阀混战的时代,杭州人没有再往那个乱局上去添乱。杭州人那时在做什么呢?

譬如,1929年6月,杭州办了个西湖博览会,是至那时为止国内博览会中规模、声势最大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那时的杭州人要做生意,要打民族品牌,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1929年中国的许多地方还在军阀混战,西湖博览会就已经在向国人推荐抽水马桶了。有点超前了吧?

又譬如,那时候杭州就有个“大世界”娱乐城,一点也不比现在各个城市的各种娱乐城逊色,从大人看戏、看电影到小孩玩游戏机,一应俱全。好莱坞刚出品一本新片,10天之内杭州就上映了。

杭州人很注重“小”处,这一点北方人没有看错。我父母都是山东人,50年代中期刚来杭州时,很看不懂杭州人怎么能将一棵青菜炒出菜梗、菜心两盘菜来?而我们山东人却每每是把好几样菜煮进一锅里去的。

一样东西可做出很多种吃法,这就是杭州人许多脑筋的用处。你嫌杭州人不大气也罢,夸奖杭州人会过日子也罢,“虽好却小”,或者“虽小却好”,随你怎么看都没错。若以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价值观来看杭州人,他们的确小家碧玉,生活过得自然而精致,当然也有点胸无大志。

但胸有大志又怎样?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的胸有大志,不是写文章,不是做生意,说穿了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套帝王思想加英雄主义。

当然,清朝的最后70年,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辱,的确需要英雄来救国。所以那时的一批有志男儿,出国留洋多半是学军事。他们的初衷是要推翻腐朽误国的满清统治,解救国家于洋人的枪炮淫威之下。时势造英雄,可时势也很作弄人。等到这帮有志男儿大批地从海外学成归来,清廷已经推翻,而且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整整20年也没有洋人来打中国。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处在那样的乱世,杭州人真好像有点一筹莫展。杭州的青年也有许多在清末民初出去留洋的,但恐怕多数是学医、学农、学工商而非做军阀打地盘的那套本领。

杭州出不了赳赳武夫,杭州人打那种砍砍杀杀的仗不行。可要是说起打商战来,杭州人却不一定输给人家。这个传统直到今天还是这样。马云就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

奉行和平主义的杭州人自然是行事谨慎,不太敢冒险,这让他们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头一口水”。上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的人靠走私掘到“第一桶金”,动辄会冒出几个一夜暴富的人物,但好像没听说其中有哪个是杭州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栽了。而看似胆子不大、不怎么敢“吃螃蟹”的杭州商人,稳扎稳打,至今还常青常新,金身不败,娃哈哈的宗庆后即是一例。可以拿来对照的是,清末的胡雪岩,生意固然了得,可是说倾覆就倾覆了。胡雪岩虽在杭州立脚,做的却是徽商的套路。

再往远处说,杭州人向往富裕和生活品质的和平主义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的吴越国时期,从那时起杭州人就是可不打的仗尽量不打,用嘴巴能谈妥的事情尽量去谈成。北宋大诗人欧阳修就曾拿金陵(南京)和钱塘(杭州)的不同命运作过比较,说“物盛人众”的都会,又能兼有山水之美,全天下只有金陵和钱塘两处。当北宋统一中国之际,南唐因抗拒而遭挞伐,金陵城破,从此衰败。而定都钱塘的吴越国则选择了和平,纳土归宋,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有美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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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 个关于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 的评论

  1. 钱塘

    杭州当然是杭州人的城市。要是杭州象福建那样被北方来的客家人占据,那历史上就不会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了。是杭州人或者说越族人成就了杭州这座名城。人是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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