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与胡适

 2014/10/22 9:18  虞云国 《读书文摘》  (900)    

1954年,举国开始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或主动,或被迫投入了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来被学界尊为大师的人。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对于这事,吴晗的友人说法颇不一致。黄裳在为《吴晗全集》写序时认为:“说他是念旧情也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但据吴晗好友夏鼐在纪念文章中说,1949年以后,吴晗“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便‘反戈一击’了”。言谈之间,对故人“反戈一击”颇不以为然。不过,夏鼐没有说明吴晗在何时“反戈一击”的。另据与吴晗有同门之谊的罗尔纲回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吴晗的夫人袁震曾当着吴晗的面对罗尔纲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吴晗当即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罗尔纲据此认为,吴晗“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交,划清界限”。连吴晗在内,四个人四种说法,让人颇有罗生门之感。

如今,吴晗本人业已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与胡适的关系,折射出中国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复杂内涵。在这个问题上,吴晗自己的言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记忆心理学认为,当事者的回忆,总不由自主地进行筛选,过滤掉一部分自己不希望保存的东西,凸显出自己希望张扬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考察分析吴晗自述与胡适关系时的主要准则。

1950年,吴晗发表过一篇自传体的文章,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关于胡适,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80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欣赏。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1931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2小时,每月得15元的报酬。

吴晗1929年秋季升入中国公学大学部,胡适作为校长,给他上过《中国文化史》课。次年5月,胡适辞去校长之职,他与吴晗仅有两个学期的师生关系。当时,胡适已是名满天下的学界领袖,吴晗只是初入大学的及冠学子,前者的著作与教学都对后者有启蒙作用。1930年3月19日与6月29日,吴晗在中国公学时给胡适写过两封信,前信请教有关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后信则讨论曹雪芹生平与生卒,明显受到胡适佛教史研究与《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他在给胡适的第一信里说:“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应该说是他向胡适求教的肺腑之言。后信是在获悉胡适辞职北上仅月余后写的,信尾附笔道:“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京大学去读历史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不知可以吗?”胡适是否代为介绍不得而知,但吴晗在胡适走后就要转学燕大,显然有追随北上的意味在。因而吴晗在1950年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是真实的想法;而自称“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则是言不由衷的讳饰之语,他已不想暴露当初北上的真实动机。但直到此时,吴晗还是承认胡适在学术上对他的重大影响,把胡适对他“很欣赏”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在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时保持沉默,应该与这种回忆不无关系。黄裳说他对胡适“念旧情”,“未能划清界限”,都是言之有据的。由此看来,1952年吴晗对罗尔纲说的那番话,一方面固然有与胡适在政治上撇清的考虑在,另一方面,吴晗从抗战后期起明显左转,以致引来国民党方面“吴晗诺夫”的绰号,胡适也对人说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因政治观点上“君向潇湘我向秦”,吴晗从昆明回京后与胡适少有往还,也应不虚;但对胡适学术对自己的影响,并未一笔抹杀。故而罗尔纲说他在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划清界限,则未免过早。

1957年吴晗在其《自传》里再次述及与胡适的关系,一方面仍然保持着1950年的口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胡适很赏识,介绍大东书局出版”;“插班进清华历史系二年级,没有钱上学吃饭,胡适介绍我找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但另一方面,在学术影响上,吴晗已经有意识地作自我批判,他回忆1930年代在清华求学与任教的经历说:

选课也只选中国史方面的,受陈寅恪影响很大。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虽然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读他们的文章却很多,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胡适和陈寅恪的考据,顾颉刚的疑古,都在我这时期的著作中留下深刻的烙印。虽然因为和另一些人接触,在文章中出现了一些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的话,遭到他们的斥责,但是他们仍然很看重我,以为将来一定可以成为如他们所期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

虽然不得不承认“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受胡适、陈寅恪与顾颉刚的影响,但“深刻的烙印”等用语不再有自炫的成分,明显有逃离的倾向。与此同时,不但在人际关系上声明“和他们的往来并不多”(是否如此,下文分解),而且强调在学术观念上与胡适等人的分道扬镳,以至“遭到他们的斥责”云云。夏鼐所说吴晗1949年后“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大致持续到1957年“反右”以前,当然,其间已有从暗自肯定到有意疏远的重大转变。尽管如此,对胡适的学术给自己的影响,吴晗尚未全面否认。

1957年“反右”以后,吴晗再次提到胡适是1962年7月与《北京日报》记者关于研究历史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吴晗从自己学历史谈起,一再强调“我是自学的,过去自学,现在自学,没有跟过任何老师。这话说来不大合理,我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为什么还要说没跟过老师”,关于大学,他这样说:

又到上海中国公学念了一年。这时(1929年)我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80元稿费。拿到这笔钱后,我就于1930年跑到北京来考大学。……后来清华大学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进了史学系二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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