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与儿子毛远新的生活经历

 2014/10/17 18:51  朱旦华 口述 马社香 整理 《读书文摘》  (1,062)    

毛远新回北京读书的历史真相

笔者(马社香):朱老,您和毛泽民只有毛远新一个孩子,和方志纯又没有再生孩子,怎么舍得把毛远新送到他大伯身边?

朱旦华:你一定看到社会上一些文章,有的说因为我再婚,有的诬蔑我跪倒在毛主席面前“托孤”,全都是胡扯。我和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结婚,远新从南昌重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是1951年10月,与我再婚没有关系。至于“跪倒”“托孤”之说,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为了更能吸引读者而编造的情节。

上个月你来采访,我告诉过你,我和老方结婚后1949年6月抱着一岁多的方荣欣南下到南昌。远新是在北京育英小学7月底期末考试后,与方玲芝一起由警卫员从北京送到南昌的。那时干部还都是供给制,孩子平日吃住在南昌八一保育院,星期天才能回家。远新分在保育院大班,每天早上由保育员送到附近的法院前小学上学,中午下课再回到保育院。法院前小学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所旧学校,条件比较差,一间教室两个班共用,每班只上半天课,加上老师、同学都讲南昌话,远新听不懂,这和北京育英小学没法比。育英小学是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学校的老师都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尽职尽责,关系非常融洽。班里的同学,大多是从延安中央托儿所一起长大,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西柏坡,又一起进京的小伙伴。所以,远新总缠着我,吵着要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

1951年9月底,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远新到了北京。在开预备会期间,康克清大姐一见,摸着远新的头说:“开会你带个孩子不方便,孩子住我家吧。”当天,远新就跟康大姐去了朱老总家,每天吃住在“爹爹”(孩子们都这么称呼朱总司令)家里。几天后,康大姐又带远新去看毛主席。在主席家里,远新和李讷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在主席身边跑前跑后,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把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家中宁静压抑的气氛全打破了。主席从康大姐那里得知远新是随我来北京开会,抓住远新的小手问长问短。

10月12日全国妇联会议结束。我临行前去中南海,先到总司令家接了远新,再带着他去看望主席,准备将远新带回南昌。主席一家见我来了都很高兴,主席亲切地问了南昌一些情况,当谈到学校教育时,我讲了远新读书的法院前小学状况,比北京育英小学条件差多了,说孩子想回育英小学读书。

主席望着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会成为温室的花朵,还是跟妈妈回南昌,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远新急了,大声抢白道:“我又不住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主席故作严肃地问:“嗬,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吗?”远新摇摇头:“不知道。”又噘着小嘴嘟囔了句:“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句话,引得主席哈哈大笑。

江青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可以常和主席说说话,主席的心情会好得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她穿着蓝色的布拉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给人感觉很娴静。江青认为远新留在北京,能冲淡家中悲凉的气氛,对改善主席的心情有好处。我朝主席望去,他坐在藤椅上,把远新搂在胸前,把孩子的一只小手放在他宽大的手掌中,两人好像继续谈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江青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她说:“由主席定吧。”江青回过头对主席说:“既然孩子想回育英小学,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主席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是在征询母亲的意见,我微笑着轻轻仰了一下头,表示由主席决定。主席在孩子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远新重新搬回到育英小学住下,周末同姐姐李讷一起回到主席身边。那时干部还是供给制,子女读书不用自己花钱,我就把远新留在北京,一个人回南昌了。每逢学校放寒暑假,主席就会派人送远新回南昌;开学前,老方又派人把他送到北京。

笔者:1955年7月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您给毛远新寄过学费和生活费吗?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毛远新回到我身边

笔者:“文革”十年中,您见过毛远新吗?

朱旦华:没有。由于“新疆叛徒集团案”我被审查了八年。按照组织原则,作为有亲属牵连的领导干部,必须回避。我们一直没能见面。

1988年3月,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我和杨主席1947年在西柏坡就熟悉,那时他在中央办公厅当主任,我在中央妇委工作,经常见面。他当选国家主席后,我给他写了封信,提出我的儿子在秦城监狱关押十多年了,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出来得到及时医治。杨主席对远新也很熟悉,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不知道杨主席收到信后有何想法,但很快看见他签署的“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的批示。

1989年3月17日,远新来到南昌,住在省公安厅招待所,我当天就赶到招待所去看他。当年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现在已年近半百。我极力忍着泪水,喊了声“远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远新穿着一身旧军装,大步向我走过来:“妈妈,您来了?”我仔细打量着他,不卑不亢,话不多,显得十分坦然,微笑着,长时间紧紧握着我的双手。看得出,他还和过去一样,只是脸上多了些皱纹。他的心态好,也让我放心了。

笔者:你们当时都谈了些什么?

朱旦华:当天没谈什么。也不知道谈什么好,你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后来江西省政府给远新分配了一套住房,不远,他经常来看我,还到医院去看望方老。我们相互间对关心的问题才谈得多了。

笔者:他知道“文革”中您和方老受迫害的经历吗?

朱旦华:知道一点,但不具体。后来远新告诉我,大约是在1967年年底或1968年年初,主席要汪东兴带他到游泳池去见老人家。当时,主席对他说:“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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