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岳勋 我快要成功了

 2014/10/24 15:53  余楠 《南方人物周刊》  (914)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因为航班晚点,我们的见面推迟了一个小时。蔡岳勋匆匆赶来,连连道歉。我看着风尘仆仆的他,有些恍惚:怎么好像刚刚在哪儿见过?

想了半天,我觉得眼前的他酷似片中的一个角色。之前,我刚参加完《痞子英雄:黎明升起》的内部观映。跟片方工作人员核实后,我的直觉得到了印证:片中最大的反派,果然是导演本人亲自出演。他没有让自己出现在主演名单上。

我在休息区等他拍照结束。一分钟不到,片方工作人员就全部出来了。这个拍摄速度也太快了吧?“导演说人太多,他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只把他和摄影师留那儿了。”

很多信息在我脑海中飞快闪过:这个童星出身、做了十几年演员才转型的导演,竟然不太适应人多的场合;他用自己的镜头一手捧红了F4,面对我们的摄影师却放不开;现实中的他平和细语像个书生,居然在自己的片中摇身一变成为一身肌肉、穷凶极恶的恐怖组织最大头目……

我想知道:出道至今,到底是什么塑造了这样多面的一个蔡岳勋?

不管怎样,一定要回家

时光倒回16年,还是演员的蔡岳勋正在福建拍戏,他接到台北的电话:银行已经冻结支票,公司现在没有任何资金可以周转,只能关闭。那一年,他30岁。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办的传播公司,主业原本是节目制作。策划项目一直没能获得电视台立项之后,为了维持运营,他们做起了健康食品的业务。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年轻,就是不知道很多事情的深浅轻重,所以做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决定。”蔡岳勋回忆,“你明知道合作的股东已经周转不灵,你还把所有支票都交给他。我们当时预付的货款,还有付给电视台的广告费,加上之前投入在节目制作上的费用,全部都卡在了一个时间点,银行的信用、公司的账面,最后终于绷到了极限。”

蔡岳勋出自一个演艺之家,父亲蔡扬名是电影导演,年轻时曾追随名导张彻。他的童星经历和后来入行,就是受父亲影响。“所以我的家境还是不错,30岁之前其实也没经历过什么真正的挫折。”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开始,蔡岳勋和朋友各自背上了三四百万台币的债务。

当时的他想到了轻生。他跟我解释,“人在想不通所有事情的时候很难说……无数的恐惧跟焦虑困住你,你会看不到希望。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对,你人生没有机会了。没有人帮你,所有人都离开了你,女友也分手了,公司也没了。一个人坐在那里,开始打一通一通的电话,听到是你,所有人都把电话挂了,或者说好忙;你话还没有讲就告诉你,他自己最近情况也很糟。”

仅剩的理智告诉他,做最蠢的那件事之前,应该跟妈妈打最后一个电话。“当时我就觉得,我不想回家,我也回不去了。”

“无论如何,你都要撑下去。不管怎样,先回家来!一定要回家,我们一起想办法。”妈妈告诉他。

蔡岳勋把自己关在福建的一个小旅馆,整整一星期没有出门。在影视剧里,当主人公最后一天走到阳光下时,他多半已经完成了一次炼狱般的涅槃重生。但他不是,“更深的黑暗才刚刚开始,因为真正的面对还没有到来。回台湾以后,跟银行处理所有问题,跟债主一个个碰面,那才是面对。”

妈妈是佛教徒,家里有个佛堂。回家那天,在佛像面前,蔡岳勋痛哭一场。他作了一个决定:从此以后开始吃素。“我觉得可能应该对我从前做过的事情,有一个重要的检讨。”

陪伴蔡岳勋面对每一位债主的也是妈妈。她已经多年不再工作,全部积蓄是早年攒下的金条。“我们现在没钱,但我可以拿这个替我儿子给你们还债。”最大的一位债主也是圈内人,他安慰妈妈:“没关系,您收起这个,钱让岳勋以后慢慢还。”

“所幸那两年,我没有把自己变成仇恨的性格。”蔡岳勋说,“经历这些,你会仇恨所有事。仇恨背叛你的人、离开你的人、你认为陷害你的人,仇恨你认为不公的事。我还好,反而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我把感觉关闭了,因为不想痛苦。但同时也感觉不到快乐,变成一个无感的人。这样才可以安然往下走。”

你可不可以“活着”

《痞子英雄:黎明升起》是两年前台湾年度票房第四的影片《痞子英雄:全面开战》的续集,主创名单上,蔡岳勋还出现在编剧一栏。排在他前面的第一编剧是于小慧。在工作中,这个女人是他的制片人;在生活中,这是他的妻子。

蔡岳勋在二十六七岁时因为接演同一部戏与于小慧相识,当时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女生”。得知他和公司发生变故后,从内地拍戏回来的小女生辗转找到联系方式和他见面。这次见面,让刚开始走红的她临时改变回内地的计划,留在了台湾。就像这对后来的夫妻档在很多紧要关头共同作出的冒险决定一样,两人当时相约:在一起呆30天。

“那个时候我在黑暗状态,对我来说,什么事都不必想那么远。人生遥遥无期,我只是谈场恋爱而已。可是有了这样的期限之后,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在一起7天之后,他们决定结婚。“没有公开,没有去法院,自己决定,自己签字。”除了最好的两个朋友,蔡岳勋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是他当兵之前就已认识的两位好友。所有人都躲着他的低潮时期,这两个兄弟一直都在身边。比他年幼的那位当时正在上补习班,准备考托福去美国。有一天两人坐在捷运大巴上,在补习班那一站下车时,小兄弟从包里掏出一沓钱告诉他,这是下个学期的补习费,“还没等我推开,他放下钱就走了。”“另一个朋友自己也不是很有钱,把钱塞给我说,这些不多,但总会有点用处。其实我从来没有跟他们两个开过口。”

当他把结婚的决定告诉两位至交时,他们有十几秒都没有说话。“你认真的?”“对!”“那好!”因为没钱办婚礼,他们找了家饭店租了一个房间,小女生约上自己的闺蜜,他喊上这两位朋友。“按照台湾的法律,超过两人以上的见证人,这个婚姻就合法了。”除了屋子里的年轻人,这段婚姻正式注册和真正公开,是在两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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