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1926.7.8 —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
三个“不适当”
1974年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华中师范大学通知，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需马上动身到北京报到。学校党委副书记刘丙一找到我，显得很高兴，说通知是中央下达到省里，由省教育厅下达到学校的。他叮嘱我去一趟省教育厅，并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学校很高兴，应该给学校增光。”
我一听，轻松半截。原先是一个戴罪之身，现在居然可以给学校增光。我遵照指示，去了省教育厅，见了几位老领导，又听了几句鼓励的话。但对于何以被借调到北京，依然一头雾水。
多年之后，才有人告诉我，原来，我的两个老友戴逸和苏双碧曾参加最初《历史研究》的复刊筹议。他们看我长期处于被批斗的境地，想拉我一把，于是把我列进借调名单。
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一“内幕”，但我确实把能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视为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报到。
去了一看，担任编辑工作的，都是从各地高校借调来的，有些认识，更多的则不认识。胡绳武负总责，宁可当副手。与上级联络，主要靠曹青阳。曹青阳是北京工业学院团委书记，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但他是真正的头儿。我注意到，专业人员中，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为能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感到荣幸。除了业务人员，还有“掺沙子”进来的几个工人，我记得有一个老王师傅，来自天津东站；有一个叫作方黎燕的小姑娘，来自北京汽车修配厂；还有一个小王师傅，是从沈阳一家工厂调来的。
报完到不久，我去看望东老（杨东莼，章开沅先生习惯称其“杨东老”“东老”）。多年不见，历经沧桑，彼此都有些激动。才进门，就听到楼上传来东老浓重的醴陵口音：“开沅同志，你来了！”
一番寒暄之后，我告诉东老，此番来京，是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原本认为东老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他却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呀，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一个不适当的单位，参与一件不适当的工作！”
原来，他和《历史研究》原主编黎澍是同乡，他们私下有机会交换意见，他了解一些“高层”的信息。根据他的判断，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将会成为“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批孔”的工具。
他对当时的史学热门“儒法斗争”非常痛恨，愤愤地对我说：“什么儒法斗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连一点常识都没有。你看过‘大参考’没有？连苏联学者都骂我们无知。这是民族的耻辱，我要给总理写信，向中央提意见！”
东老一向温文尔雅，但那一天却显得非常激动，不断拍桌子宣泄怒气。临别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工作，干不久的，干不久的。”
本来认为是天降良机，没想到被东老泼了冷水，连说三个“不适当”。这令我十分困惑，但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编辑部与“四人帮”
但《历史研究》和“四人帮”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四人帮”是如何控制《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历史研究》复刊之后，不归原来的主管单位学部（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是归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国务院教科组在1970年成立之后，接管了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是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一种说法，迟群主管《历史研究》，曹青阳直接与迟群联系。但曹青阳自己回忆说，他的上司不是迟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组的领导。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迟群到编辑部的记忆。李琦曾任周恩来秘书，水平较高，态度平易近人，从不讲空话。
如果迟群直接主管了《历史研究》，那《历史研究》与“四人帮”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阳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迟群，也还不能排除“四人帮”控制，至少是影响《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文革”期间，北京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写作组，叫作“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人。迟群是“梁效”的领导者，而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样都要送给“梁效”审查。“四人帮”完全可以通过这一环节对《历史研究》加以控制。
我参加过一次“梁效”的审稿会，是在北大朗润园。那一次主要是给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见。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感觉“梁效”写作组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某某某一人，处在领导地位，显得很自负，颐指气使，大大咧咧。汤一介、周一良、田余庆等人，都还是书生本色。田余庆发言，完全是学者风度，都是从学术本身谈。
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显示复刊的《历史研究》与“四人帮”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据胡绳武回忆，有一次江青“接见”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我想，如果确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为我实在不记得自己接受过江青的“接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江青给《历史研究》编辑部送芒果。
编辑部成立之后不久的一天，曹青阳兴高采烈地拎了一篮子芒果回来。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毛主席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让江青转送给大家。我们一听，感动得不行。编辑部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万分地品尝毛主席送的芒果。拿回来的芒果很不少，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我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挨骂挨批，现在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还受到毛主席的关心，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一激动，我把芒果核揣进了兜里，珍藏了好久，后来还带回武汉，向亲友们展示。
没有想到，“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人想抓我的小辫子，联名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吃了江青送的芒果，是“四人帮”一伙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记得我当时答复说：“芒果是毛主席的，只是通过江青的手送来的。我吃的是毛主席的芒果，这是我的光荣！”这一答辩大致不差，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可能，“四人帮”是借毛泽东的名义送芒果给编辑部，借以笼络我们，进而控制《历史研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