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龙门的西山峰上，有一座由黑色大理石砌成的墓碑，上面是孔罗荪的题字：“爱国诗人王礼锡之墓”。它静悄悄地矗立在山顶之上，四周墓草青青，松柏郁郁。
墓主人并不是洛阳人，他却长眠在了这里；墓主人也并不是驰骋沙场的勇士，他却享受了抗战将领的厚遇。
在当今的人们中，甚至在当年稍许年轻一点的人们中，知道王礼锡名字的人并不是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他自1932年起便受到政府当局的“驱逐”，在欧洲等地整整漂泊了六年，直至1938年的12月才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担任过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与方志敏一起领导了该地区的农民运动；他也曾在武汉与毛泽东、李汉俊等人筹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他还是一个对左翼文化运动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其人自五四运动期间即开始从事创作姑且不谈，1929年的初夏他亲自主持了神州国光社编辑部的工作，出版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译著以及新文艺书籍；1931年他东渡日本之后，又与妻子陆晶清一起主编了《读书杂志》，并于该刊上开展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与前途的论战，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他更是一位“世界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他与陶行知等人应邀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并代表中国代表团上台发表演讲；他还参加了于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作家保障文化代表大会，同大会主持人巴比塞讨论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他还积极参与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理事，分管宣传部的工作；1938年的2月，他在伦敦成功地召开了世界援华制日大会，引起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士与团体的普遍关注。此外，他还担任了全英援华会的副主席、人民之友社的名誉秘书、抗日救国会欧洲局的主任等职务，不仅做了近百场演说和撰写了大量文章，而且还带领华侨与留学生上街游行，为争取反日与援华的力量竭尽心血……
用日记记录真相
1932年1月28日，王礼锡正好在上海，他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日本五六架飞机，都集中在闸北掷弹，飞得非常之低。打一个旋，掷一个弹，起一阵火；打一个旋，掷一个弹，起一阵火。整个闸北已成了火窟，火焰与黑烟弥漫了半个天空。……商务印书馆似乎已经起火，文人的心血与工人的血汗都化成满天的灰烬，像阳秋落叶一般簌簌地到处纷飞。有人在海宁路附近拾着飘来烧残的片纸，似乎是植物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被焚，是更加证实了。
至于文化人的损失，那就更加凄惨了：
……赵景深家也被抢了。没了七口箱，只有书籍散得满地没有人要。
最糟的是傅东华，单只散失了书，因为他把行李搬出来时，有一箱沉沉的书是费了半生精力搜集的英文文学批评的材料，两个搬运夫抬不动，因此被误会为是什么财宝被流氓抢走了。书是文人最宝贵的财产，丧失了书比丧失了什么还不幸。
郑振铎的住宅也在危险区域。他的最珍贵的书虽已搬赴北平，而次要的书则全部葬送在灰烬中。
任曙在夜间踉跄地跑来敲门，非常颓丧地说他的《中国经济研究》的材料已全部毁灭。为《读书杂志》写的一篇文字也在毁灭之中。仅剩得只身脱险。
坐顾书室中的六橱残书，不禁喟然！
我家十代以来，他无遗产，只有三楼藏书，是最珍贵的东西。就我自己所廉价买得之殿版明版配合之廿四史，自己用了不少的功夫，满纸丹铅的代价，支付过自己幼年的精力。尤可惜的，是曾祖父在史馆中留存的残稿，祖父独学无偶地研究科学所得的一部分——《自得山房算草》，这一切与人无忤的东西，一概付之“红”火！
那天是1月29日——即“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天，王礼锡与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决定自己掏腰包，编辑出版一份《抗日战争号外》，一则报道十九路军的抗敌战绩，二则揭露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三则批评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错误，四则向全民族发出抗战到底的呼吁。1月30日，数万份《抗日战争号外》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飞扬起来，市民们争相购阅，交口称赞。然而，才仅仅几天的工夫，这份号外便被当局勒令停刊了。
2月7日，又一项重大活动在王礼锡的积极参与下获得了成功——中国著作者抗日会于上海正式宣告成立，王礼锡同陈望道、冯雪峰、戈公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那天在由王礼锡执笔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上，签名者达到了129人，其中包括了当时文坛上的各派领军人物——胡愈之、周谷城、田汉、巴金、郁达夫、叶绍钧、丰子恺、谢冰莹……
就因为这些，由王礼锡主持的神州国光社被特务们破坏了，编辑出版的书刊被当局没收查禁，而王礼锡本人则被国民党政府以“出国考察”的名义“礼送”出境！
拿起笔投入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海外的援华运动及国际宣传工作的不容放松，王礼锡直至1938年的10月底才得以脱身，才得以启程离开居住了六个年头的欧洲。
回国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选他为理事，负责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战地委员会则任命他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冀察绥晋指导员……然而，对这一切，早已在诗中表示过“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的王礼锡全然不感兴趣。他向妻子陆晶清透露心底的秘密：“我在后方实在是呆不下去了，简直是活受折磨，虚掷光阴。我要上前线，和战士们在一起，并肩对敌作战！”他对作家赵清阁说出了内心的愿望：“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环境我得想法子离开，我不能在这里慢慢地折磨我自己！”此时正值文协组织成立了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便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作家深入前线工作，这是早在1938年3月27日的文协成立大会上即已确定下来的宗旨与目标。不仅周恩来这样鼓励大家，《新华日报》也为此发表了社论，号召“组织文化界的宣传、慰劳及救护等类的工作队，到战地去服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总算从战地委员会那里申请到了三千多元的赞助，于是作家战地访问团终于可以出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