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2014/10/15 11:29  王肖潇 田亮 《环球人物》  (2,858)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一个人如果要隐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杨绛称自己就是“万人如海一身藏”。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外圆内方的才女

“她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锺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锺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锺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适应环境,但并非与世沉浮,而是暗藏气节。

写喜剧:既为生计,也是抗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当老师,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上班。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后来,规矩变了,不叫乘客下车,而是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全体起立。有一次,杨绛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车上顿时鸦雀无声。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还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车开动后,乘客们像死而复生一样,议论纷纷,杨绛的同事说:“啊唷,你吓死我啦,你发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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