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为何埋怨沈从文?

 2016/03/21 19:07  杨建民 《读书文摘》  (804)    

1949年4月8日,前两年去国,此时刚刚借道香港回到北京的诗人卞之琳,带着一种应和中国巨变的“十分兴奋”,给远在上海的巴金写去一信:“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是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再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在说到自己的稿费等情况后,卞之琳突然来了一句:“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从文即沈从文,三姐即沈从文夫人张兆和。信见 《收获》2013年2期47页)

这段时日,因社会巨变被声讨的沈从文,陷入了可怕的精神惶恐。3月28日,病中的沈从文自杀。遇救后被送入精神病院。卞之琳说的“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修养……”应该即是言此吧。可后面一句“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显得有些突兀。病中的沈从文,难道还做了什么对不起卞之琳的事情?此前,沈从文可是一直给予卞之琳很大帮助,是对卞之琳施以恩惠之人。卞之琳这话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起沈从文对卞之琳的帮助,那是真正且很大的。卞之琳最初写诗之时,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为《三秋草》,时间是1933年。此前他还有一部 《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可前推两年。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卞之琳开始写诗,“第一阵小浪潮是在1930年秋冬的一些日子”。这是他1929年升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之后。创作的动因,卞之琳后来在 《〈雕虫纪历〉自序》 中这样表述:“……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哪个想写诗的人也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可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炼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徐志摩还把其中一些作品选出,自作主张交给 《诗刊》  等杂志先行发表出来。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相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说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过,沈从文还主动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对于卞之琳的诗作,沈从文表现出支持的欣赏:“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他从语言里找节奏,却不从长短里找节奏,他明白诗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华丽的外衣,他很谨慎,不让他的诗表面过于美丽。从作品上得到一种契合无间的同感,一笔两笔,风格朴质而且诚实,又并不因文字单纯简略转入晦滞……”

文字之外,还有氛围、境界,这方面,沈从文是这样体会的:“读集中的 《奈何》,读 《群鸦》,读《垂死》,皆能酝酿一种淡淡寂寞,这寂寞是青年人各有一份,自己却说不出,读时要忘却也无从忘却的。”“好的诗不是供给我们一串动人悦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单纯到什么样子的形式,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它们常常用另外一种诗意保留到我们的印象里,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怎么美,怎么好,不是使我们容易上口背诵得出,却是使我们心上觉得那‘说得对’。……之琳的诗在我的印象上,便有这种力量。”如今,沈从文的文论愈来愈受到一些学人的关注。仅由这几节表述看去,确实有独到的,得自创作者经验感受的深切识见。

这篇带着显明支持青年诗人的“附记”,卞之琳很快读到了:“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地发见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一·二八”事变。这部 《群鸦集》 终于胎死腹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方面,尤其对文化破坏,是巨大的灾难性的。

《群鸦集》 最终虽未印出,可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实在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得到几块银元的稿酬,拿着它,他“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到那儿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到 《群鸦集》 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合集叫做 《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 (后来该诗集出版,封面就用了沈从文这洒脱的三字题名),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 《三秋草》 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觉着不该接这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卞之琳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作品很快在北京印出。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 的版权页上,印上了“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书店,还是用了先前要出版 《群鸦集》的新月书店,时间是1933年5月。

据资料记载,卞之琳后来还受到沈从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顺当。沈从文知道了,便给主持文化基金会的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该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卞之琳多数人都承认他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作的事似乎不是他宜作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百廿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见 《沈从文全集》 18卷223页)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为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说是自己的老师余上沅推荐的。可见沈从文给胡适写信为他寻找这份工作的事,并没有告诉卞之琳。这样的不张扬作为,真正为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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