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孙中山分歧真相

 2016/03/19 15:12  陈钦 《读书文摘》  (455)    

陈炯明是北洋时期一位雄踞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人们印象里,他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罪证就是1922年“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逼得孙中山化装逃往上海。然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孙陈二人为何决裂?炮轰总统府是否真实存在?当时广州百余平民究竟丧命于谁的火炮之下?将近百年前这迷雾重重的事件,我们努力以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拨开迷雾,展露它的真容。

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而开始合作,这里的“法”是指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当年的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品德一直很欣赏,他曾感慨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孙中山还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狼”字比喻勇猛进取。

最初被外界知晓的孙、陈二人分歧是一次选举。

1921年4月,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在孙中山坚持实行记名投票要求下,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等均由大总统一人独断,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达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总统选举,此时广州旧国会议员只有200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简直是在自毁法律!陈炯明质疑道:“这和之前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在北方出现“伪政府”的情况下,在南方“建立”“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局只有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任职,拒绝参加就职典礼。

自此,二人政见分歧开始明朗化。

但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之时,二人政见及民主理念的不同就已为日后决裂埋下了隐患。

秀才出身、个性温和的陈炯明虽加入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然而与众多革命党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抱负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是两条路。

孙中山是“武力统一派”中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武力方式来颠覆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

陈炯明则主张“联省自治”,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这与当时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后,北美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这段历史。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南北内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之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诉诸武力、民众免于生灵涂炭而最终实现全国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他在 《建设方略》  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

而孙中山认为,中国刚从清朝封建社会的皇权主义走出,需要的是区别于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发誓效忠领袖,他甚至认为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

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

陈炯明认为所有党员要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

孙中山的民众保姆说,也遭到陈炯明的批评,他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于以自治治理国家有深入的思考和实践。1909年,他就在家乡创办 《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同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在他从政期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人员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推动自治进行。担任议员期间,他先后提出 《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 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

正是基于上述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孙中山观点的破绽,并批评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

两人对于“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也有较大分歧,用吴佩孚的话来说:“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对于苏联的态度,也是两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1920年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经专门拜访当时在中国南部军事实力最强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要放弃外蒙,承认外蒙独立,并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遭到陈炯明严词拒绝。而孙中山则与苏联一直保持密切联络,陈炯明对此,从来不赞成。他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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