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周扬与胡乔木

 2016/03/16 10:20  丁晓平 《读书文摘》  (1,294)    

1980年代周扬与胡乔木的争论、恩怨,坊间说法颇多,观点各异。此文系其中之一种。

1983年3月18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纪念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作讲演。此外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周扬所作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引起轩然大波,并逐渐升级,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此也酿成了周扬和胡乔木个人的历史恩怨和情义悲剧。

当年,作为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是受中宣部提名作为主要报告人,在这个学术讨论会上讲一讲文艺问题的。为了作好这个报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专门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演讲报告稿,徐非光、梁光第、顾骧、陈涌、陆梅林、程代熙、王元化等人都参加了起草报告的碰头会,提出建议讲一讲“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亦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初步意见。周扬对中宣部委托他作报告表示同意,但不满意中宣部出的这个报告题目,认为范围太窄了,对给他挑选的起草助手也不满意。当时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的周扬“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这三个人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文艺评论家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的干部顾骧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病愈出院后,周扬就带着这三个人去了天津,住进了景色宜人、有“天津钓鱼台”之称的迎宾馆。为了客观再现这段历史的原貌,下文以诸位当事人的回忆作为叙述,从这篇文章的起草说起。尽管他们的记忆略有出入,但历史总是慢慢地让人知道,慢慢地达到真实的。

周扬报告“出炉”的经过

王元化是在1983年春节前四天收到周扬来信的。他回忆说:“春节后,我赶到天津,向周提出请王若水、顾骧一起来参加讨论。人到齐了,开始讨论写文章的事。我说:‘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是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周扬同意我的意见。”

王若水说:“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为了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根据和王若水、王元化、顾骧三个人的讨论结果,周扬最后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是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样,文章正式进入起草阶段。

王若水回忆:“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

王若水为何早早地离开天津?顾骧回忆:“讨论完毕,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若水与前妻离婚一案,法院将开庭审理,通知若水出庭。不得已,第三天若水便回京了。执笔起草便落到元化与我两人身上。‘报告’四部分,我写第一、四部分,元化写二、三部分。若水实际上未参加执笔。”(见《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王若水说:“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这次周扬不像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感到周扬是老了。”(《忆周扬》)

王元化回忆:“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但这样的“传说”其实不切实际,因为后来胡乔木、邓力群主要批判的是王若水写的“异化”问题。

王元化承认:“讨论中,周扬还曾对我们说过,王若水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可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通过自我完善解决异化问题的。我在定稿时,按照周扬意见,将王若水所写部分删去了约四五百字。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做报告的前一天3月6日的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润色,直到3月7日凌晨才匆匆印出。”(《忆周扬》)对此,王若水却说:“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

就这样,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周扬一边疗养,一边终于“安静地‘炮制’那篇日后在政坛上掀起轩然大波、在新时期思想发展史上将要留下一笔的所谓‘异化’文章”。顾骧说:“回京前几天,中宣部理论局卢之超来电话,询问周扬同志‘报告’的内容与题目,学术讨论会要安排日程。我与周扬同志商量,他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说就叫‘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给卢之超回了电话。”(《忆周扬》)卢“因到中宣部不久,不知会议原委,但对周很尊重,认为他当然可以决定这种改变。”(见《回忆胡乔木》,卢之超著,原载 《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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