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正午前一刻，在日本中部静冈县境内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农民的妻子正在田间劳作。这时，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飞奔而来，呼喊着天皇将在正午时进行“玉音放送”，就跑开了。
她飞快地跑回村子，村民们已经聚拢在村里惟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惟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这是裕仁天皇继承皇位以来20年间第一次向他所有的臣民发表讲话。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而且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对于天皇那种典雅的文辞，多数村民眼神中都充满困惑与不解，当人群中一个喃喃的声音说出“日本战败了”时，许多村民如遭重击，都躺倒在地上……
那位农民的妻子醒来时，沉痛的心中却又突然闪过一丝喜悦：她那被送往中国的丈夫可能就要回来了。同样，在这一天，在各地普通百姓流淌的眼泪中，在一张张混杂着苦恼、悔恨、愤怒、空虚及丧亲之痛的面孔上，那丝喜悦也成了许多人不约而同的表情：这个国家在绝望之余，终于等到了一些人的归来。
据资料统计，日本战败之后，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余下的是平民，包括大量妇女和儿童。而与军人相比，那些平民则是“一群数量众多而且被普遍忘却了的中低阶层的人们”，作为战争的棋子，“他们曾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同样，战败之后，这些平民也是命途多舛，背负了整个民族的罪愆。
伪满时期，在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
移民
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占了当时日本海外侨民的很大一部分，其中50万人滞留在台湾，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虽然，大批的日本百姓是在侵华战争前后背井离乡，移民来到中国，但是一些人来到中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久之前。
1895年5月29日，日本军队登陆台湾，开始行使他们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权益。这时，日本统治下的土地足足增加了3.6万平方千米。为了“开发”这个岛屿，政府表示允许本国资本家去台湾开垦土地。
在日本做建筑生意的贺田金三郎，想把业务扩展到台湾去。按照当时政府“奖励私营移民”的政策，凡企业申请开垦，都必须附带招募日本人才予批准。为此，贺田金三郎开始在日本大量招募农工。1899年7月，贺田带着133户家庭共385人来到台湾，而他从总督府那里得到了吴全村、加礼宛、鲤鱼尾、凤林一带约一万二千多甲的土地，此后，这里也就称为贺田村。它不但是台湾的首座移民村，也是日本海外的首座移民村。
而此时，明治天皇30年前那“开拓万里波涛”的愿望才刚刚开始。经历过初期贺田村的移民试验之后，1911年，台湾第一座官营吉野移民村在花莲七角川（今吉安）设立，村子规模则有1700余人之多。此后，这种经过统一规划的官营、私营日本移民村在台湾花莲、台东及西部平原地区陆续建立起来。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明显改善。当时，日本人口出生率增长到30%以上，而死亡率则降到不足20%。明治前期，人口还维持在3000-3500万左右，到1900年时，这一数字已骤增到4400万。而日本又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人口过剩与耕地、粮食严重不足的矛盾，是经常让每一个日本天皇都痛心疾首的难题。近代日本受西方自由主义殖民思潮的影响，对外扩张、海外移民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仅在台湾，其实早在东北沦丧之前，旨在向东三省移民的“满洲移民”言论在日本官方已成为共识。1908年6月，第一任“满铁”总裁藤新平向日本内阁大臣呼吁：“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五十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一百万人以上……”
日本人的谋划很快变为行动。1912年春天，一个叫福岛安正的日本军官来到大连市金川县西郊的魏家屯，他带着一些人在村外的荒地上开始修建房屋、开挖水井，两年后，一个空荡荡的村庄初具规模。
又一年春天，福岛安正带来了四十多名日本农民，住进了新建成的村庄。这些来自日本山口县爱宕村和川下村的移民，给这里取了一个叫“爱川”的名字，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在万物萌生的季节里，爱川村的新居民们最为欣慰的，也许是他们将会得到附近一万多亩的土地。
当初，日本政府为招募移民，往往作出过相当诱人的承诺。比如在早期招募去往台湾的移民时，政府许诺：旅费五折优待；迁移途中供应食物及花费；抵达目的地后，补助建房，提供免息贷款以购买农具、耕牛；第一年免费供应种苗；前3年免费就医，免费赠予药品；补助开荒费用，前13年土地免费使用……
正因如此，在家乡受尽贫苦日子的农民，才甘愿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一块陌生的土地，尝试新的生活，但新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当年一位移民到花莲丰田村的日本人曾回忆说：“火车在一小站停了下来，这里就是丰田，也将是我埋骨之处。所谓车站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其实不过是一间像厕所或浴室的小屋，真是太意外了。……这个地方茅草漫生，连屋顶都被盖住了。官员说这是你家，我很高兴自己有了家，但是当时实在太荒凉。一切都感到不方便，物价高，台湾米味道奇差，真是不说也罢！蔬菜一棵也没有，饮水取自水井，水中石灰含量之多，我几乎要投降了……”
因为环境的不适应、耕种方式的陌生、自然灾害，以及与当地中国人的矛盾，早期的日本农业移民很快便逃回国，或另谋生计。到1930年，日本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留在东北的竟不足1000人。这样的结果自然不能让日本政府满意。
而此时日本国内却正经历着明治维新以来最坏的一段时光，经济下降，生产停滞，城市中到处是流浪的贫民，农村更加凋敝，危急中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发展。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也更加疯狂地加快了对外扩张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