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的严厉注目
由轻到重的4遍敲门声之后，于坚先生打开了房门，耳朵里塞着陶瓷助听器。采访进行到上午9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个编导带着机器准时出现在于坚的房间门口，这个读诗的节目想找他录音。60岁的于坚戴上老花镜，今天他要朗诵的是《作品57号》和《在漫长的旅途中》。
于坚不喜欢朗诵，确切地说他害怕一切表演。从小他是个笨拙的家伙，两岁时他的耳朵受到永久性损害，直到快40岁才拥有了助听器。他怕出丑，怕被人说笨，怕一切可能令他举止不雅的动，不跳舞，不做操。仿佛他一动，就会引起整个世界的严厉注目。
第一遍有些生涩，他的嗓子发紧。终于他读破了一个音。抱歉，他对编导说。快步奔到卫生间，用力从嗓子里清出一口痰吐进马桶。在轰隆隆的冲水声里他回到桌前，正襟危坐，像比赛选手示意裁判那样点下头：可以了。
他扬起左手，以弥补声音的抒情不足。他试图让感情更为丰沛，但那些用力积攒的情绪似乎都堵在后脖颈上隆起的那圈褶皱里，无法有效传达给声带。同时，他还需要捆住从舌头边上不时溜出来的西南腔调。你好像能看到50年前，小学生于坚被老师叫起来朗读课文的模样。
这一遍终于顺利完成，他有些意犹未尽，刚刚酝酿起来的情绪似乎才用掉一半。他像只被锁在椅子上的野兽般躁动而忐忑，等待编导的发落。
20年前，于坚从昆明来到北京，生平第一次作为演员参加话剧排练。他下意识地模仿印象中话剧演员的样子。“你平常不是这么讲话的，”导演很不高兴，“我要你像平时那样讲话。”
首都盛产这些吹毛求疵的教练，他们总是难以取悦。编导脸上堆起笑容，“于老师啊，您的诗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您能不能读得更……感情更外露一点？”口吻很客气，但过分字正腔圆的发音使他听起来像一位苛刻的教练，叫人不安。
“噢……我的嗓音像沙子磨过的，沙哑低沉的。”于坚嗫嚅着向编导解释，这样的嗓音跟他的诗是和谐的。况且他也不喜欢惯常意义上的那种朗诵，“那样很做作。”
编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意识到今天这位不好调教。忽然他想到一个主意。“您能不能用广东话—听您像广东人？—噢您昆明人，那您能用家乡话朗诵下，可以吗？”
他们听懂了
你无从知晓于坚反对朗诵是否出于对表演的恐惧，在一篇文章里他曾说每次在剧院的朗诵总让他心情沮丧，“像是被迫的小丑在独自忏悔”。他总能给自己的选择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或者在缺点里找到优点。比如他说自己耳朵不好因而眼睛比谁都亮，他身宽体胖看着可信有安全感，“从现实的表面沉下去，抵达基础。”
后来的昆明话版本明显顺畅得多，他说那才是他“内心的声音”。7月19日，在完成电台录音的当天夜里，他要飞到遥远的南美。作为中国的诗人代表，他将受邀出席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
于坚为这次远行戴上了他的幸运物—左手手腕上的绿松石和右手的菩提子。两件饰物分别购自1990年代的拉萨和几年前的印度—当时他与电视台的朋友在加尔各答的车站拍片，一个小贩径直走向他，不由分说把一串菩提子戴上他手腕。朋友们劝他别要，他付给小贩一些卢比，接受了这笔突如其来的交易。“我觉得也是缘分。”他说。
10天后他从诗歌节归来，在国贸附近一家喧嚷的咖啡馆里，于坚唾星四溅地讲起南美老太太们流着泪拉他手的场景。他说不知为何，在国外读诗自己就不紧张。“连卖首饰的小贩都写诗”，他说—戴菩提子的右手上又多了串手链。他以一种喜悦但节制的口吻向《人物》记者分享一个诗人的喜悦。在国内，诗歌的地位已经非常边缘，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即便是那些写诗的也似乎很难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诗人”。
“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正常的人都会鄙视诗。”于坚曾经对媒体说。后来他在微博发布了活动的照片，在麦德林的露天广场，上万男女老幼席地而坐，听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为他们念诗。“现场犹如古希腊的狂欢。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听懂了。”
一双坏耳朵
于坚两岁时感染了急性肺炎，奄奄一息送进医院，过量的链霉素注射将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听力却受到永久性影响。从此他再不能听到“表、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1977年他参加高考，体检时被刷下。1980年第二次高考，他请朋友冒名通过体检，入读云南大学。开学第一个作文题是《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老师朗读范文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一篇“有点俄罗斯气息”的文章，“那篇非常好，老师都感动得快哽咽了。”1980级中文系学生韩旭说，就在大家东张西望寻找作者时，坐在第一排的于坚站了起来。“一眼看上去呆头呆脑的，有点大舌头，听人说话也听不清。第一印象就这样，大家都很惊讶。”
于坚的玻璃心跟他的外形形成了反差。他黝黑结实，光头锃亮，但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目光温醇，并无他在照片上那种犹疑和戒备。“他说自己像海盗，像屠夫，像军阀，像土匪，就是不像一个诗人。”30年后，于坚成了云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他的学生鲁守广回忆导师的自嘲，“很多慕名来找他的人都很失望。”
许多年后，于坚的同学们还会记得他那倒霉耳朵引发的笑料。某次古汉语课，于坚趴在桌子上看斯宾诺莎的书。老师以为他睡着了，便提醒了一次，他没反应。老师感叹道：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朽木不可雕也。全班哄堂大笑。
“那种笑声你不会忘记，”他说，“最可怕的不是老师的话，而是全班哄堂大笑。”虽然他认为同学们的笑声并无恶意，但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让他非常难受。
“中国是个非常歧视有各种障碍的人的社会，这是我内心恐惧的源头之一。”他说，在他的童年和少年，“你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很可能你会因为没听到什么而被拉出去枪毙。”
他说起“文革”时有次出门打酱油，刚走到街口就看见满街的人都趴到地上，他也吓得不敢动弹，原来街口有人在开枪，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听见；又说起跟小伙伴们亲眼看到在省政府上班的父亲同事被人拿子弹壳套住鼻子，并用铁丝穿住，鲜血直流。“我13岁的时候（1967年）脑袋上头发一块一块往下掉，掉得跟豹子皮一样。”他说，“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是神经性脱发。可能是我过于敏感，我太紧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