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胆武略官场楷模 一部家书福泽世人

 2014/09/16 16:18  佚名 《人物周刊》  (973)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小时候居然是个笨小孩。

笨小孩成为升迁最快的官员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他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而且还是个倒数第二名。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也成为升迁最快的官员。

剿灭太平天国还大清太平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急流勇退廉政勤政

曾国藩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又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极为正确的平定太平军战略。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他却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可以称得上是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奉行程朱理学平静淡泊和为贵

曾国藩平生以诚自命,自称凡事都本着真诚的原则来处理。确实,在许多情况下,他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他说:“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于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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