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当时，战乱初平，广大人民群众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有了繁衍后代的较好的条件。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实际上也是限制节育、鼓励多生的。
1953年，中国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内环境由长期战乱转入和平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医疗卫生和防疫工作及妇幼保健事业得到开展，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得到控制，死亡率显著下降，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53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因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增至1953年的23‰，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弄清了人口底数。当时，包括台湾、港澳、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在内的全中国人口总数突破了6亿大关，达到60193万人，其中内地达58060万人。
人口基数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引起党、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邵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他首提和推广节制生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
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不过，也曾有言，在中国第一个引入“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是胡适。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他认真地观察了美国的社会生活。1916年11月，他饶有兴趣地写了一组《纽约杂诗》，其中一首TheNewWoman（《新妇女》）是这样写的：头上金丝发，一根都不留。无非争口气，不是出风头。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头衔“新妇女”，别样也风流。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桑格夫人提倡的“BirthControl”（胡适译为“生育制裁”，又译为“节制生育”，简称“节育”）的观念。桑格夫人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也是节制生育的国际领袖，更是一位男女平等主义者。胡适受桑格夫人思想的影响，自称“无后主义”，他“不但反对承继儿子，而且根本质疑‘为什么要孩子’？”主张两事：一“无后”；二“遗产不传子孙”。反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
1917年年底，胡适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遂母心愿与江冬秀结婚，但他并没有放弃“无后主义”。1919年，儿子出生，他在《每周评论》登出了《我的儿子》诗：“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牌子，于今挂不起来了。”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走向社会，投身劳动的人数日益增多。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必然影响她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对子女的教养，因而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摆脱家庭羁绊和多子女的拖累，实行避孕节育，但又苦于缺乏避孕节育知识和药具。一些人往往自行采取一些不科学的办法。为此，不少人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要求给予帮助和指导。
1953年8月，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邓小平可谓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的第一人。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新华社高级记者徐熊曾回忆：“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委员长提出，最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几位同志议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那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作为记者，我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目睹了会上发言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景。常委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个节育号召，并且从国家、个人、社会等角度阐明节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对避孕具体措施也提出不少建议。在会上发言最积极的，要算邵力子和马寅初。会议开了一整天。可是，由于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党内党外充分酝酿，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报道。此后一系列有关‘节育’活动，都是公开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