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林兰英回国,带回时价二十多万元的“药”

 2014/09/14 21:27  何春藩 王占国 编著 《中外书摘》  (1,062)    

林兰英院士(1918—2003),1948年8月赴美留学,1957年1月回国,半导体材料科学家、物理学家。

牵挂亲人

在美国八九年的生活,林兰英称得上是一帆风顺。所遇到的怪事、难事,在她的运筹和努力下,都一一地烟消云散了。但有一事令她牵肠挂肚,那就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家人。

来美初期,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动,很长一段时间与家庭中断了联系,她一度心焦异常。为了能与家人取得联系,她想了不少的办法,托了许多人。经过辗转连接,终于接通了一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中国香港—中国莆田的热线。经人介绍,居住在中国香港的一位始终不知名的先生,承担起了帮助林兰英传递家书和收发汇款的责任。由于中美两国在1949年后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对立之中,平民百姓遭到了诸多不便。多少年过去了,林兰英一家始终不知道中国香港的那位好心人的姓名。他默默地帮助他们,从来不收取他们的邮资。每一笔汇款从未少过毫厘。这位善良的好心人,林兰英默默地感谢他一生。

林兰英最初得到的信息,并未令她高兴起来,使她惊异的是,她父亲由于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判刑,在清流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尽管家书简短,聪明的林兰英还是能够感悟出父亲是受了明显的冤屈。她的心里十分难过。在天各一方的现实环境下,她所能做到的,只有尽力帮助母亲和全家人渡过眼前的难关。那时候,他的二弟正在大学念书,每月她至少要寄去20美元,一般隔两三个月寄一次,一次寄5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1953年,她的祖父去世,她的大弟又得了肺病。大弟那时的工资很低,又生有三个孩子,平日吃饭穿衣都已拮据,怎能经得起疾病的袭击。母亲虽在信中闪烁其词,但善解人意的女儿立刻猜透了母亲的心思,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奖金500美元寄回了中国,着实解了燃眉之急。

细心的大姐即使在万里之遥的国外,也日夜牵挂着家里的亲人们。1956年林兰英的经济状况稍微好转,立刻寄回1000美元。叮嘱弟弟们为母亲和他们自己的六个孩子每人做一套衣服,剩余的部分则用来购置被褥。

正在这时,林兰英一次又一次地接到双亲和胞弟的来信,告知她中央和福建省的领导人向家人表示了希望她回国效力的意愿。林兰英动心了,离别故乡已有八年,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风土人情,令林兰英陶醉和向往。

艰辛的回归路

1954年,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争取中国留美学生回国,是中方的一个主要目标。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及后来的领事级会谈中,中美双方就此进行过多次磋商,但一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1955年4月1日,国务卿杜勒斯就有关中国留学生回中国内地的事宜,在写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按照移民局现行条规可以离境的学生,应该允许其回国。但是,有关从事军事技术研究的留学生回国问题,杜勒斯认为应该按照1952年《移民法》进行审查,并禁止其离境。直到1955年9月10日最后达成的协议声明中,使用了“在美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允许回国的提法。这一协议,使得一批留美的中国学者有机会回国,在这年的10月,才有了钱学森等三十多名留学生和学者回国。

依据中美两国达成的关于双方平民回国的协议,林兰英被福建省领导列为要求美方准予回国的留美学者之一。

当时,福建省第一书记叶飞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对他说:“叶飞同志,你们福建的老乡,在美国的物理学家林兰英、冶金专家萨本铁还没回来,你要做这个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叶飞回到福建后,把省科协副主席、林兰英在协和大学的老师、出国的挂保人李来荣找去,告知他总理的意见。

李来荣说:“关了她父亲,让我如何对她母亲开口。”

这时,林兰英的父亲林剑华,因历史问题还被羁押着。

叶飞说:“你立即去莆田跟周水仙(林母)谈谈,我这里马上放人。”

李来荣去了林家,对周水仙说:“你叫林兰英回来吧,剑华的事马上解决。”

于是,在1956年7月,林兰英以年过六旬的家母病重为由,向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递交了回国的申请。

后来,曾经预计到的麻烦事终于发生了,联邦调查局的人员隔三差五地打扰着林兰英,所有人谈话的口径都是一个,要她留在美国,在这里工作比回国是“有着更为灿烂的前途的”。林兰英曾说:

在1956年秋,我以母亲病重为借口,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向美国联邦调查局递交了回国申请。因为我在公司工作中提的建议很好,同事不愿意让我走,公司领导也不愿意让我走,美国移民局更是百般刁难,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找了我好几次。为了让我留在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了很多人动员我。有一个是牧师,新中国成立后才离开中国,把中国描述得一塌糊涂。我说,你说归说,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到底怎么样,我要回去看看。他说,你回去看了真的不行怎么办?我说,不行就不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替我操心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找索菲尼亚公司的领导劝说我。这个领导是个联邦德国的老人,对我很好,很赞成我回国。领导告诉我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他们找了很多麻烦,不过公司领导对我很好,没有刁难我,否则我很难离开美国。如今回想起来,在索菲尼亚公司那十三个月的工作经历,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反复对林兰英进行“劝说”,林兰英软硬不吃仍决意回国的情况下,又开始对她进行特别的“关照”,态度也变得和蔼亲切起来:

“密斯林小姐,你如何可以断定,你回国就会医治好你母亲的病呢?”

“当然,我与母亲已经整整八年未见面了,我的母亲需要我。”

“你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比如你可以让你母亲转道中国香港,然后我们帮助她来美国治病。”

“这样显然是不行的,我的家庭同样需要我的母亲,而且我的母亲是个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不要说来美国,就是让她离开莆田住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县城去她也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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