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费”重逢在干校时期

 2014/09/11 12:48  李昇明 《中外书摘》  (732)    

文字与命运会有感应,因为记录中国农民生活而著名的费孝通,有一天他的脚步被牵引回到乡土去,与农民过上一段同吃、同住、同干活儿的生活,当几天真正的农民。这个短期的插队是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对每个教师安排的小插曲,全校大搬迁,大学不上课了,不那么频繁地搞批斗了,在太阳暴晒下劳动,抽走了每个人的力气。1969年,费孝通来到夏天炎热的湖北潜江,简简单单的田园野趣,胜过那个自我折腾的人间无数。初来乍到的干校落地在一片乡郊野外的土地上,一切需要从零开始。学院师生从自己起炉灶做起,动手建房子,下地种棉花,日复一日地重复体力劳动,在闷热的天气下干活儿,几分钟就大汗淋漓,露在衣衫外的皮肤黑乎乎的,跟非洲土人一样。干活儿的间歇,费孝通坐在地上抽根烟,感觉有点快活,这是久违的感觉。

在短暂的湖北插队生活中,费孝通曾经给房东送了一包香烟,发现这个爱抽“土烟”的房东一个月也没有抽完,每天把香烟装在外衣口袋里,想让别人看见他抽得起香烟,把自己当作有“地位”的农民。体验过真实的农民生活后,费孝通看到了一些事实,没有超越他的费氏定论。这些年的“改造中国”有点想当然,高音喇叭被广泛运用,常见“人民公社、兴修水利、革命热情和开荒造田”等词语,须知,烟花从来是中看不中用。有一个问题更严重了:人口更多了,人均土地更少了。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农业的中国必然是一个饥饿的中国。农村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费孝通说:“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所以毛泽东变成了‘万岁’,不只是他,到处都有小皇帝。土地上的农民只管吃饱饭,生孩子,不断地生殖、生殖、生殖。生育和家族制度成了社会的骨干,依靠编制关系网保障生活、调适生活。平均主义潜藏在农民意识的深处,在人的私念面前,多少次政治运动都是徒劳的。”

因为不用接受批斗,可以跟学校师生混合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费孝通感觉生活有点正常化了。这是人生的一点点转机吗?他需要更大的一个转机,因为他已经60岁了。在临时搭建的五七干校集体宿舍,他度过人生的60岁生日,在写给大哥费振东的22封家书中,大谈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干校生活,劳动出汗之后,经常胃口大开,身体越来越健旺;闲暇的时候下围棋、画素描。吴文藻老师和冰心也来到了干校,三人喜欢聚在一起干活儿。信中没有说,在传递砖头的时候,费孝通总是向前多走一步,让年龄较大的冰心少走一步。他自己也有60岁了,还被流放出去,建议大哥在全国政协给他找一个整理文史资料的机会。他的心态落在一个“退”字,1970年5月,在一封干校家书中,他借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的一位老帅映射自己的心境:

我深深记得的一段描写,是这个老年统帅在面对节节败退中,许多他心爱的军官们一个个倒下去时,别人看他像是根木头,就是退、退、退。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却流露了这根木头内心的凄凉和奋激,他正在待“机”。这个机固然是必然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到却还有个“缘”。如果不能主动地守住被动,那就有可能在机至之前,已经无从行事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把拿破仑挫败在雪地里。这位老帅瞅着老眼,搓着双手,自己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呢?”

这一番话,其实是费孝通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总结:和“退”字结缘,希望像那个老帅一样有所作为。人可以闲着,脑子不可以闲着,在哪儿能发挥一点余热?答案还得靠自己去寻找。1971年4月,报纸上披露出一个消息,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他的反应特别敏锐,判断这是中国人用乒乓球去叩击世界大门,一场中美外交即将展开。他的心中忽然有一念涌动,突然泪眼朦胧。可知这是为何?二十年前,他擅长写国际政治评论,曾经以预测到很多国际事情的准确发生为乐。如今是一个60岁的人,在后退中适合斗智不斗力,于是玩起了个人的中美外交推测。中国和美国有了一次意料之外的正常交往,实际上不是意外。过了不久,报纸又提出了“不割断历史”。费孝通在脑海中逐个过滤信号,也许是中国出现一个新的大格局,不再是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为敌。

从“造反有理”这句话被滥用说起,山东等几个省新冒出来的极“左”集团,轮番上演取而代之的游戏,抢占政治权力的好处,导致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中国这艘大船向“左”倾斜的危险来了,不得不提出“反极‘左’思想”。把“不割断历史”和“反极‘左’思想”两个提法合并在一起,为“向右”调整寻找铺垫,所以重新出现了“爱国人士”的称呼,这是启用一些旧臣老将的信号,看来周恩来又得忙碌梳理历史问题了。费孝通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看到乒乓外交的小球在旋转,在旋转中隐藏着机会。小球旋转出了中国的“机”,下一步自己可能会有“缘”啊。身为“二战”时期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第一批国家访问学者,机缘总会来的。他继续推测一下:“有机有缘,有缘而抓不住,那是失机。无缘而强抓,那是投机。而抓不抓是主观能动性之所在。”

没有太多的机会了,所以对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都很敏感。费孝通在寻找,想找到一个可以待一二十年的地方,能正常看看书,写写文史资料。眼看又一批老学者走了,他们的资料要留下来,需要有人去整理。如果长期在干校待下去,他可以“乐此间、不思蜀”,也需要有“蓄势待发”之势。当他被安排去食堂做饭的时候、干活儿的时候很乐观,明白自己收获了信任,自言做饭就是文化。通常情况下,右派不允许去做饭,担心他们投毒害人。他保持了心气平和,坐等中美握手的历史性时刻到来。此时,中国与美国邦交正常化已悄悄进入筹备时段,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一个翻译组,把吴文藻和冰心这两位早期留学美国的学者请回来,翻译尼克松总统的著作《六次危机》,在1971年8月动身回北京。费孝通原本已被列入翻译组的名单,后来又莫名变卦了;眼巴巴地望着吴文藻和冰心远去的身影,心情不免有几分惆怅,还要继续等待一个专门属于他的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秘密飞往中国,在降落北京的时候给了美国人和全世界一个惊喜,以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握手对外宣告,中美两个大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往来。美国私下给了中国38亿美元贷款的实惠,和美苏霸主搞外交,毛泽东要求“样子好看、吃起来香”。在尼克松总统乘坐飞机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随时翻阅的书《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于1948年写作,一些西方人认为,他是亲近共产党中国的,也承认他的学问水平确实很高。1972年5月,周恩来邀请费正清夫妇来中国访问,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设宴款待,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期而至,费正清惊喜地看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费孝通。费孝通压低声调对费正清说:“我这个老头子在干校盖房子、抛砖头,练出了粗壮的胳膊。”说完还挽起袖子、露出胳膊给费正清看。一个享誉西方世界的学者,怎么会做了建筑工人?费正清觉得不对劲。他被麦卡锡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遭受过政治迫害,有一双能穿透中国千年历史的眼睛,一眼看出了老朋友费孝通的状况有问题。为了证实这个疑问,他们夫妇俩决定追问下去,专程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费孝通,看看他的工作生活待遇,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访问经历。费正清在自传中很不客气地说:“学院的负责人是一位对民族学一窍不通的军宣队长,略带夸张地向我们介绍了院里的情况,费孝通一句话也没有说。”费正清夫妇完全明白了,他们的老朋友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个记录和费孝通的回忆内容一致:“不允许我和费慰梅(费正清夫人)说英语,在场的领导人听不懂英语。他们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因此觉得不应让我们讲英语,费慰梅显然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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