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字与命运会有感应，因为记录中国农民生活而著名的费孝通，有一天他的脚步被牵引回到乡土去，与农民过上一段同吃、同住、同干活儿的生活，当几天真正的农民。这个短期的插队是中央民族学院五七干校对每个教师安排的小插曲，全校大搬迁，大学不上课了，不那么频繁地搞批斗了，在太阳暴晒下劳动，抽走了每个人的力气。1969年，费孝通来到夏天炎热的湖北潜江，简简单单的田园野趣，胜过那个自我折腾的人间无数。初来乍到的干校落地在一片乡郊野外的土地上，一切需要从零开始。学院师生从自己起炉灶做起，动手建房子，下地种棉花，日复一日地重复体力劳动，在闷热的天气下干活儿，几分钟就大汗淋漓，露在衣衫外的皮肤黑乎乎的，跟非洲土人一样。干活儿的间歇，费孝通坐在地上抽根烟，感觉有点快活，这是久违的感觉。
在短暂的湖北插队生活中，费孝通曾经给房东送了一包香烟，发现这个爱抽“土烟”的房东一个月也没有抽完，每天把香烟装在外衣口袋里，想让别人看见他抽得起香烟，把自己当作有“地位”的农民。体验过真实的农民生活后，费孝通看到了一些事实，没有超越他的费氏定论。这些年的“改造中国”有点想当然，高音喇叭被广泛运用，常见“人民公社、兴修水利、革命热情和开荒造田”等词语，须知，烟花从来是中看不中用。有一个问题更严重了：人口更多了，人均土地更少了。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一个农业的中国必然是一个饥饿的中国。农村不过是旧瓶装新酒而已，费孝通说：“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所以毛泽东变成了‘万岁’，不只是他，到处都有小皇帝。土地上的农民只管吃饱饭，生孩子，不断地生殖、生殖、生殖。生育和家族制度成了社会的骨干，依靠编制关系网保障生活、调适生活。平均主义潜藏在农民意识的深处，在人的私念面前，多少次政治运动都是徒劳的。”
因为不用接受批斗，可以跟学校师生混合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费孝通感觉生活有点正常化了。这是人生的一点点转机吗？他需要更大的一个转机，因为他已经60岁了。在临时搭建的五七干校集体宿舍，他度过人生的60岁生日，在写给大哥费振东的22封家书中，大谈头顶蓝天、脚踩大地的干校生活，劳动出汗之后，经常胃口大开，身体越来越健旺；闲暇的时候下围棋、画素描。吴文藻老师和冰心也来到了干校，三人喜欢聚在一起干活儿。信中没有说，在传递砖头的时候，费孝通总是向前多走一步，让年龄较大的冰心少走一步。他自己也有60岁了，还被流放出去，建议大哥在全国政协给他找一个整理文史资料的机会。他的心态落在一个“退”字，1970年5月，在一封干校家书中，他借用《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中的一位老帅映射自己的心境：
我深深记得的一段描写，是这个老年统帅在面对节节败退中，许多他心爱的军官们一个个倒下去时，别人看他像是根木头，就是退、退、退。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却流露了这根木头内心的凄凉和奋激，他正在待“机”。这个机固然是必然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到却还有个“缘”。如果不能主动地守住被动，那就有可能在机至之前，已经无从行事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把拿破仑挫败在雪地里。这位老帅瞅着老眼，搓着双手，自己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呢？”
这一番话，其实是费孝通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总结：和“退”字结缘，希望像那个老帅一样有所作为。人可以闲着，脑子不可以闲着，在哪儿能发挥一点余热？答案还得靠自己去寻找。1971年4月，报纸上披露出一个消息，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他的反应特别敏锐，判断这是中国人用乒乓球去叩击世界大门，一场中美外交即将展开。他的心中忽然有一念涌动，突然泪眼朦胧。可知这是为何？二十年前，他擅长写国际政治评论，曾经以预测到很多国际事情的准确发生为乐。如今是一个60岁的人，在后退中适合斗智不斗力，于是玩起了个人的中美外交推测。中国和美国有了一次意料之外的正常交往，实际上不是意外。过了不久，报纸又提出了“不割断历史”。费孝通在脑海中逐个过滤信号，也许是中国出现一个新的大格局，不再是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为敌。
从“造反有理”这句话被滥用说起，山东等几个省新冒出来的极“左”集团，轮番上演取而代之的游戏，抢占政治权力的好处，导致中国的重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中国这艘大船向“左”倾斜的危险来了，不得不提出“反极‘左’思想”。把“不割断历史”和“反极‘左’思想”两个提法合并在一起，为“向右”调整寻找铺垫，所以重新出现了“爱国人士”的称呼，这是启用一些旧臣老将的信号，看来周恩来又得忙碌梳理历史问题了。费孝通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看到乒乓外交的小球在旋转，在旋转中隐藏着机会。小球旋转出了中国的“机”，下一步自己可能会有“缘”啊。身为“二战”时期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第一批国家访问学者，机缘总会来的。他继续推测一下：“有机有缘，有缘而抓不住，那是失机。无缘而强抓，那是投机。而抓不抓是主观能动性之所在。”
二
没有太多的机会了，所以对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都很敏感。费孝通在寻找，想找到一个可以待一二十年的地方，能正常看看书，写写文史资料。眼看又一批老学者走了，他们的资料要留下来，需要有人去整理。如果长期在干校待下去，他可以“乐此间、不思蜀”，也需要有“蓄势待发”之势。当他被安排去食堂做饭的时候、干活儿的时候很乐观，明白自己收获了信任，自言做饭就是文化。通常情况下，右派不允许去做饭，担心他们投毒害人。他保持了心气平和，坐等中美握手的历史性时刻到来。此时，中国与美国邦交正常化已悄悄进入筹备时段，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一个翻译组，把吴文藻和冰心这两位早期留学美国的学者请回来，翻译尼克松总统的著作《六次危机》，在1971年8月动身回北京。费孝通原本已被列入翻译组的名单，后来又莫名变卦了；眼巴巴地望着吴文藻和冰心远去的身影，心情不免有几分惆怅，还要继续等待一个专门属于他的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秘密飞往中国，在降落北京的时候给了美国人和全世界一个惊喜，以尼克松和周恩来的握手对外宣告，中美两个大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往来。美国私下给了中国38亿美元贷款的实惠，和美苏霸主搞外交，毛泽东要求“样子好看、吃起来香”。在尼克松总统乘坐飞机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本随时翻阅的书《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于1948年写作，一些西方人认为，他是亲近共产党中国的，也承认他的学问水平确实很高。1972年5月，周恩来邀请费正清夫妇来中国访问，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设宴款待，外交部长乔冠华不期而至，费正清惊喜地看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费孝通。费孝通压低声调对费正清说：“我这个老头子在干校盖房子、抛砖头，练出了粗壮的胳膊。”说完还挽起袖子、露出胳膊给费正清看。一个享誉西方世界的学者，怎么会做了建筑工人？费正清觉得不对劲。他被麦卡锡怀疑是“共产主义分子”，遭受过政治迫害，有一双能穿透中国千年历史的眼睛，一眼看出了老朋友费孝通的状况有问题。为了证实这个疑问，他们夫妇俩决定追问下去，专程去中央民族学院拜访费孝通，看看他的工作生活待遇，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访问经历。费正清在自传中很不客气地说：“学院的负责人是一位对民族学一窍不通的军宣队长，略带夸张地向我们介绍了院里的情况，费孝通一句话也没有说。”费正清夫妇完全明白了，他们的老朋友仍然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个记录和费孝通的回忆内容一致：“不允许我和费慰梅（费正清夫人）说英语，在场的领导人听不懂英语。他们知道我和她的关系，因此觉得不应让我们讲英语，费慰梅显然惊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