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的召唤
陈家的历史应该从陈友仁的父亲“阿陈”讲起。阿陈名叫陈桂新，是广东客家人。年轻时加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在东王杨秀清身边做过侍卫。太平天国失败，阿陈逃到香港，先是与撤逃的太平军战士一起开了一个金铺作为遮掩，后来被港英军警追捕，只好坐船逃亡，先到牙买加，后到法国海外大区马提尼克。
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阿陈与当地一名华侨女子结婚后不久，就迁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六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后来的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20岁的时候，尤金就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1899年，21岁的尤金与当地女子爱茜结婚。爱茜的父亲是法国人，是特立尼达的大庄园主，母亲是法国和非洲的混血儿奴隶。尤金在婚后得到岳父的支持，事业突飞猛进，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
此时的尤金在当地有一大片产业，已毫无疑问地跻身于当地的富豪阶层。可是他内心仍然有一种渴望，渴望冲破小岛的束缚，到更广阔的世界里。“但此时的中国，距离他还很遥远。他既不会中文，也不读与中国有关的书。他受的是英式教育，他更像有修养、思想开明的英国知识阶层的人。”陈元珍（陈友仁的儿媳，是陈友仁最小儿子陈依范的妻子）说。
英国，冥冥之中成为尤金与另一个世界的桥梁。1906年，他第一次去了伦敦，并与当地的华人社团有了接触。从此以后，尤金每年都固定造访伦敦，而中国的局势成为华人社团议论的主题，尤金也不时关注着古老中国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被强烈地吸引着，并萌生了到遥远东方去的想法，但尚未下最后决心。作为中间过渡，1911年，他带领全家迁居英国。不久，中国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
其实，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路上。1911年10月12日上午醒来，在去用餐的路上经过一个报摊时，他顺便买了份报纸带进餐厅，坐下之后，却惊讶地发现，一段电讯赫然写着：“武昌为革命党所占。”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曾犹豫不决。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决定留在国外，争取国际世界对中国革命和新政权的支持。10月底，孙中山到达伦敦，在华人社团召开大会，劝他们回去，为新成立的民国服务。尤金是被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的海外信徒之一，他后来无数次提及，自己是受孙中山影响而回国的，但是彼时的尤金尚未与孙中山建立直接的个人联系。“他回国也并不是配合孙中山先生的行动”，陈元珍澄清。
1911年10月，尤金放弃在伦敦的中产阶级生活，乘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向着完全陌生的遥远国度——中国进发。“在他登上火车的那一天，他没有一个中国朋友，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对他即将被卷入的动乱不停的中国政治一无所知，他唯一拥有的是他异乎寻常的勇气。”跨越时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陈元珍发出一声由衷的赞叹。
在驶向东方的漫漫旅途中，尤金在火车上遇到了同样前往中国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伍连德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第一个考入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的华人。他此次从欧洲去中国的东三省，是为了已在黑龙江一带蔓延开来的肺鼠疫。相似的背景，使伍连德和尤金迅速熟络起来。伍连德认为尤金应该先取一个中国名字，尤金听从建议，恢复了自己的“陈”姓，名字也采用了伍连德的建议“友仁”。于是日后的中国历史便记下这个名字——陈友仁。
激烈的“政论家”
当陈友仁到达中国的时候，变化多端的中华民国，其实际权力已经掌握在袁世凯手中。
“虽然他不懂中国话和中国国情，但是陈友仁的长处在于对西方法律很熟悉，还有之前曾业余给报刊写过文章。他相信自己会对新的中国有贡献。”陈元珍说。陈友仁很快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为在北京的英文报纸写社论，对中国政治的了解也在此过程中一天天加深。在副总统黎元洪秘书郭泰祺的帮助下，善于寻找时机的陈友仁后来干脆买下了《京报》。《京报》很快亮出自己坚决而强烈的反袁、反帝制立场。
陈友仁的立场很快引起一位身份特殊者的注意，他便是梁启超。1915年9月的一天，梁启超在自己天津的寓所里会见了陈友仁。原来，曾一度与康有为一道拥戴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最终也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希望能借助陈友仁《京报》的阵地与它的影响，让西方列强知道国内的反袁声浪。
陈友仁如约发表了梁启超的访谈。不久，袁世凯的皇帝梦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轰然破灭，转年6月6日去世。
他的立场以及《京报》的影响力，也赢得了孙中山的关注和赞赏。1916年，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到北京访问时，特地与陈友仁等人会面，中华革命军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向陈友仁传递孙中山的意图：希望陈友仁利用《京报》继续捍卫民国大业。这次会面也为日后孙中山与陈友仁的政治合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陈友仁很快将下一个斗争目标锁定在段祺瑞身上。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并不安宁，彼此争权夺利、矛盾不断。其中尤以掌握总统府的黎元洪与掌管国务院的段祺瑞矛盾最为突出，被称为“府院之争”。到1917年，“府院之争”的焦点集中到对德问题上。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想借机扩大势力，其真实目的在于以此和日本挂钩，借机取得日本的贷款和军火，并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而亲英美的黎元洪则利用国民大会抵制段祺瑞。
1918年5月17日，陈友仁在《京报》上发表了炮轰段祺瑞的第一篇文章，指出日本幕后操纵，迫使中国参加协约国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天，《京报》又用大号字体，在头版头条上刊了一个大大的标题：出卖中国的秘密协定。文章详细披露：段祺瑞同意让日本人支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资源，并且在山东享有种种特别利益，甚至再加上管辖中国军队的权力；作为交换，日本人向段祺瑞提供一亿日元的支持。
“当时《京报》在北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已拥有了大批读者，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他们的极大反响。”陈元珍说。这无疑也激怒了段祺瑞。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深夜，警察闯入办公室，抓走了陈友仁。不久，段祺瑞政府垮台，陈友仁也在朋友的多方营救下出狱，为安全起见，陈友仁决心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而此时的他，已被公认为“在中国用英文写作的最杰出的政论家”。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并不是陈友仁人生中唯一一次牢狱之灾。1925年8月的某一天，陈友仁又因为在报纸上抨击张作霖而被捕。而陈友仁的逃脱也颇为意外。守卫天津的郭松龄联合军阀冯玉祥，发动针对张作霖的兵变。监狱里也一片混乱，同情陈友仁的一个年轻队长趁乱将他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