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抗战那时在昆明

 2014/09/06 11:03  张维 《中外书摘》  (450)    

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度过了近九年的艰苦生活。

全面抗战开始后,已在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担任教授三年、致力于光谱学研究的吴大猷,辗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学任讲座教授。一个多学期后,吴大猷携妻子阮冠世于1938年夏天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到昆明来,一个原因是应老师饶毓泰的邀请;另一个原因是妻子的健康状况一直未见好,妻子觉得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也许能对自己恢复健康有帮助。

初到昆明时,吴大猷夫妇住在华山南路东头的小绿水河八号,不久就迁到北仓坡螺翠山庄。这是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张维翰的私宅。张维翰从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起就担任督办(即昆明市市长)多年。在吴大猷之前,已有江泽涵教授、饶毓泰教授住在这螺翠山庄。在吴大猷之后,住进这里的还有毛子水教授、郑华炽教授。吴大猷夫妇住偏房楼上的一间屋子。毛子水与吴大猷夫妇一同开伙,请了个佣人做饭。饶毓泰也搭伙,但只是来吃晚饭。饶毓泰没课的时候总是在屋里读书,因为夫人刚过世不久,他的情绪有些低落。为了替老师解忧,吴大猷、郑华炽、郑昕、刘晋年这几个弟子就不时陪着他在晚饭后玩上几圈牌,地点就在吴大猷的房间里。这也就是饶毓泰唯一的消遣了。

这样有趣的时光不长,到了冬天,吴大猷家从螺翠山庄迁住翠湖北路玉龙堆一带的周部长的公馆。这位周部长就是云南名流、曾任内政部部长的周钟岳。吴大猷开玩笑地说:“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这周公馆在当时的昆明,可算条件相当好的住宅了。一座离翠湖不远的清静小院里,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小洋楼。小洋楼共三层,每层五间,除正中三间外,还有一条走廊连着左厢右厢各一间。周家大少奶正巧是吴大猷在美国密大留学时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吴大猷家与数学系教授程毓淮家分住了楼下一层的五间房,住得还算舒适。

在周公馆里,吴大猷的家仍然是北大一些教授常来玩玩的地方。大家做学问做累了的时候,也聚在一起聊聊天,也打点小麻将,或者打打桥牌。周末时,清华的陈省身、汤佩松几人也来这打桥牌,于是,摆开了清华队战北大队的阵局,事先约好,哪队输了便做东请大家吃晚餐。结果呢,清华队做东的时候要多一些。吴大猷的牌技较差,常不上局,由喜欢打桥牌的妻子上场,他坐在一旁,抽空做点打字之类的事。牌局结束了,众人便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吴大猷回忆说:“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就挑了我和陈省身两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吴大猷这时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差。在1939、1940年这两年里,虽然昆明的物价已经在逐渐上涨,但涨得还不算太厉害,联大的教授家庭一般都还用得起一个女佣人,吴大猷家也有个叫陈嫂的女佣人。身上有些苗族血统的陈嫂,长得有点高大,经过吴大猷妻子的一番调教后,也能做出符合他们口味的可口饭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进入1940年秋天后,日本空袭开始频繁起来了。于是,吴大猷家经历了一次让人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事。这事促使他携妻子搬到了乡下居住。

起初,吴大猷他们对日机空袭不怎么理睬,因为多数时候是虚惊一场。后来,他们有时也离家躲一躲,但也不过是走一小段路到北门街,进那里的清华航空研究所的防空洞去随便躲一下就回家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的无心之举,竟无意中帮助吴大猷夫妇躲过了一场大劫难。

这天,又响起了警报声,不知怎么,吴大猷夫妇与陈嫂和同住在周公馆里的几家人竟心血来潮,一起走出北门,沿路向北郊五六公里外的岗头村快步走去。岗头村这里有北京大学刚盖起的一所很简单的平房,给校长蒋梦麟疏散用。紧邻着还在另一个院子内盖了两排平房,供学校的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疏散用。这些房子极简易,泥墙泥地,平顶纸窗。共有七间,每间约十二平方米。此外还有一间大房子做“厅”,这“厅”旁带着一个小房间。这一天,吴大猷他们跑到这里后,吴大猷体弱的妻子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感到累得走不回去了。于是大家便说,既这样,我们今天就都在这泥屋里住一晚得了。

吴大猷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上课,便在当天下午五点多警报解除后,独自步行进城去住。这段时间,联大为躲警报,将上课时间作了调整,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上午7时到10时与下午4时到7时。当吴大猷走到离周公馆不远的西仓坡附近时,遇见助教江安才,得知下午空袭被炸的地方,就是自己借住的周公馆,一共中了四枚小炸弹。吴大猷赶到家里一看,行李铺盖和什物都被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好险哪!吴大猷心中一阵后怕,他后来说:“假如我们未留在岗头村,那天也许不去躲警报,那便正好中‘头彩’。”这天晚上,他只好跑到同事郑华炽家睡了一晚。第二天,他找人帮着从周公馆自己家的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去。吴大猷记得:“最有趣的是我家有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面粉里却掺进了些碎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

打这时起,再住在城里已经很不安全了,岗头村便成了吴大猷家的疏散居住地,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

吴大猷家搬住到岗头村之后,北大的一些教师也陆续疏散住到了这里。这不多的七间平房和一个“厅”、一个小间里,竟住下了七八家人和几个单身汉。每家的一间小小斗室,都“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疏散在岗头村,生活自然是很不方便的。清早从这里赶去学校上课,加快步子走也得个把小时,为不误课时,吴大猷有课那天都是早上五点多就得出门,七点差十多分钟到达学校,7点准时上课。有时是排在下午4点到7点的课,那吴大猷去上课时就走路,下课后则趁天黑前坐小马车回到岗头村。这几年间,由于走路走得多,鞋子也磨损快,随着物价日益上涨,他常常穿着膝盖处打补丁的裤子去上课的情况也让学生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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