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遗产

 2014/09/07 21:57  尼娜·波埃尔乔/文 林栖/译 《海外文摘》  (699)    

2014年5月初,阿姆斯特丹的一出舞台剧引起了轰动。剧里的安妮·弗兰克是个强壮、自信的姑娘。她有低沉、沙哑的嗓音,脑袋里有成堆的问题,充满活力,情绪多变,会因愤怒而颤抖。她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让我安静一些,父母每天都给我吃镇静药。”

她的精神紧张是因为性格、青春期发育,还是和家人一起在密室中生活的阴暗日子?她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快7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想象得到,她是个怎样的人吗?

安妮的世界效应

自1947年问世以来,《安妮日记》为世界人民熟知的程度远超任何其他记录反犹历史的文件。它被几亿人阅读,在80多个国家发售。直到去年,德国费舍尔出版社还发行了日记的最新版本,安妮写的短篇故事也收录在内,现在再版已提上日程。几十年来,这本日记一直是第三帝国历史教学的一部分,因为它完整包含了纳粹时期对犹太人迫害的所有关键词:歧视、恐惧、失望、背叛、驱逐……

安妮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世界人物,一个明星。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甚至出现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她细腻的语言,在困苦环境中仍然保持的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感动了数百万人。这本日记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本世界名著。在青少年心中,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情感世界的安妮就像一个能够了解他们苦痛的朋友,而很多阅读此书的成年人都惊叹于作者的写作功底。有人说,安妮创作的一些小故事,让人想起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创作风格。

安妮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全世界同龄人都对她的经历感同身受。她没有记叙在韦斯特博克、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最后几个月的悲惨生活,因为那时她已无法写日记。而这交付给想象的结局,让很多读者都松了一口气。

逃亡到阿姆斯特丹

安妮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文化家庭,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聪明女孩,有着出色的观察力。弗兰克家族自16世纪起就在德国法兰克福扎根,写作是家族传统。祖母是安妮的写作榜样,安妮经常给她写信。希特勒上台后,家族的一部分人逃亡到了瑞士巴塞尔。而安妮的父亲奥托带着妻子艾迪特和两个女儿玛戈特、安妮一起逃到了阿姆斯特丹,在中立的荷兰寻求庇护,希望免于成为希特勒种族仇恨的牺牲品。

1942年6月12日,在安妮13岁生日那天,她获赠了一个日记本。“从1940年5月开始,日子变得越来越糟。”她写道,“战争、投降、德国人的入侵,我们犹太人的苦难生活开始了。”戴上“犹太人之星”(二战时犹太人被逼戴上的识别标记)已经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义务。不久,他们也不再允许骑自行车、去电影院。安妮和姐姐玛戈特不得不转到一所犹太人学校上学。

1942年7月,安妮一家开始逃亡。在奥托曾经领导的科隆公司阿姆斯特丹分部的一栋写字楼中,有一个隐蔽的密室,他们一家就躲在那里。不久,奥托的一位同事也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躲进了密室。那之后,一个犹太牙医也搬了进来。

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房间里,8个恐慌的人生活在昏暗中,几乎与外界隔绝。白天他们不能发出任何动静,以免声音传到密室下的仓库中。

日记成为安妮的救赎

安妮对写作充满热情,很快就写满了日记本。她定期从下层的办公室中获得纸张的补给。为她提供帮助的是曾在奥托手下工作的一名职员,名叫梅普·吉斯。她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为这些藏匿在密室中的人提供食物。梅普和其他4名不时为他们带来生活用品的好心人的来访,是他们和外界的唯一联系。

通过写日记,安妮看向自己的内心。她觉得自己不被父母理解,渴望见到同龄人,感受阳光。她写到密室中的室友,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抱有宽容的态度,笔触显示出来的成熟令人吃惊:“每个人都只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日记本成了她的救赎:“通过写作,我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苦恼消失了,我又有了勇气。”

她幻想自己有一大群朋友,她最喜欢的朋友名叫凯蒂,她们非常要好。她这样写到自己:“我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熟悉我的人都知道,那就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能很好地观察自己的一切,就像观察一个陌生人,而不会带有偏见或是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安妮渐渐适应了在寂静中生活,不再总是向别人提问。她抱怨:“啊,我现在是如此理智!学习、倾听、沉默、互助,我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理智!我害怕我为数不多的理智很快就要耗光了,这样战争结束后我会变成一个毫无理智的小疯子。”同时她一再鼓励自己:“想想美好的事情,快乐一些!”

1944年春,荷兰流亡政府代表在伦敦通过广播号召荷兰人民保存好在战乱中写出的文字,战争结束后可以作为珍贵的史料发表。安妮开始加工她的文稿,她想在这个基础上写一篇长篇小说。1944年8月,安妮一家藏身的密室被曝光,这时候距离战争结束只有7个月了,迄今为止都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出卖了他们。弗兰克一家和其他4名密室室友在韦斯特博克中转营住了一个月,然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姐妹被继续送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当时在集中营中见到姐妹俩的人这样说道:“那不是我之前所认识的安妮,她已经完全崩溃了。”安妮童年时的一位老朋友说,她在集中营中偶遇安妮,两姐妹认为父母都已去世,她们也不想继续活着。她们患上了疥疮,身上全是伤口,后来又感染了伤寒,一起躺在一个木板床上。玛戈特去世之时,安妮说:“非常好,她可以好好休息了。她睡着了,我也不用再醒来。”不久,她也离开了人世。

日记成为父亲的安慰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当时密室8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他于1945年6月3日辗转回到阿姆斯特丹,途中他获悉妻子艾迪特的死讯。“听到妻子去世的悲伤消息后,我仍能保持坚强。”他曾这样写道。这也可能是为了安慰他的母亲,而且他还抱有能找回孩子的希望。7月中旬,他得知安妮和玛戈特均已不在人世。梅普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了安妮的日记,把它们寄给因亲人去世而一蹶不振的奥托。过了很久,他才鼓起勇气开始阅读女儿的日记,并为其中的字句深深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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