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清白与隐私

 2014/09/04 17:23  王洪江 《读书文摘》  (692)    

郁达夫的人生经历算不得最复杂,却称得上最“清白”,因为他的“隐私”都摆到桌面上了,是非功过,任人评说。

他的自传体小说,惹过不少“口水”。可如此坦率、真诚的文笔,使他的“自画像”远比许多作家作品里的虚构人物更鲜活。

试想,倘有编辑善意地指导他做些删改,他的作品倒是变得“干净”了,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就无足轻重了!

郁达夫从小失去父爱,在祖母、母亲和婢女的呵护下成长。假如他的智力平庸,“女人圈”的影响也许微乎其微。恰恰倒是他的天性聪慧,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女性的肉体有了日甚一日的好奇,并渐渐演化为一种近乎变态的痴迷。特别是,他还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正如他《自述诗》所描绘的:“九岁题诗惊四座,阿连少年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九岁的小诗人,可归之于“神童”。而所谓“神童”,大概不光智力早熟,心理也早熟。他已经不满足于国学经典,青少年时代就悄悄阅读了若干“少儿不宜”的名著,诸如《石头记》、《西厢记》、《牡丹亭》、《西游记》、《水浒传》以及《花月痕》、《西湖佳话》等闲书,其中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潜移默化地渗透他的灵魂,如丝如缕地激起他的性幻想,也酿成了他的忧郁症:沮丧、忧伤、自卑,常会陷入莫名其妙的冲动,行为难以自控。

青年郁达夫的初次“发作”,是随大哥在上海观看名旦贾璧云的演出,戏院“四周的珠玑粉袋,鬓影衣香,几乎把我这一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塞到回不过气来,我感到眩惑,感到了昏迷”,而“色艺双绝”的贾璧云,“也的确是美,的确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让他回到旅馆之后,还久久回味“这一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和服装”,恍恍惚惚地做起了色情的梦……

1914年7月,郁达夫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成了一名官费留学生。在国内,见惯了女人守身如玉,长袖大褂,包裹得严严实实,而日本女人,则如他在《沉沦》中的描写:“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身上贴肉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没有钮扣,腰里只缚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后面结着一个方结。她们走路的时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开,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他一方面因受到日本女人的歧视,而生出了强烈的“复仇”欲望;一方面又抵挡不住心头“魔鬼”的诱惑,偷窥、嫖妓。对于自己的沉迷酒色,郁达夫以无奈的口气解释说:“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他的表白并不令人信服,反而容易被认为是“得了便宜卖乖”,越描越黑。实际上,把郁达夫当作正常人来审视,倒不如把他当作一个病人来分析。忧郁症只是他的病状,而性变态才是他的病根。正因为他的“性蕾”比普通人更旺盛,故此,他对女性的肉体特别敏感,“暗暗的闻吸从她们发上身上口中蒸发出来的香气”,夜里常做销魂色梦,白天又害怕接近女人,因为那会加重他的想入非非,“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的脑子盘桓最多的是这个念头:“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据好友易君左在《我与郁达夫》中描述,一次郁达夫进城,发现城里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娘尚有几分姿色,便设法买下了老板娘别在头上的一口旧针,和挂在襟间的一块手帕。“郁达夫从容将针包在手帕中,珍重而别,回到校内,晚饭懒得吃,欢天喜地跑上楼,到自己卧室里,对着镜子,用那口针刺破自己的面孔和手指,让一滴滴鲜红的血液浸印的那张小手帕放在鼻孔前拼命地嗅,觉得越嗅越香;一个大哈哈,正把上楼来的公役吃了一惊,还以为大教授发神经病呢……”

受多年的封建意识影响,有着性变态症状的“病人”,往往会受到周围的轻蔑和鄙视。他们总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自卑或自暴自弃,或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祖训,掩饰自己的变态行为。幸而这种病状不像咳嗽、呕吐那么明显,只要你不说,别人根本无从知晓。即使有作家涉及这个题材,也许就是写的亲身经历,却往往贴上“虚构”的标签,或把真的写成假的,或把假的写成真的。只要他自己不透露真相,谁也猜不透那些“宝葫芦的秘密”!

法国作家萨德(1740—1814)的性变态达到癫狂的程度,因被指控犯有性虐待罪而多次入狱。他写了几部世界有名的“禁书”,描述了诸如窥阴癖、恋尸狂、裸露狂等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丑行,但他的真实经历却融汇在“想像”之中,也就虚实难辨。莫泊桑凭借塑造有爱国正义感的妓女《羊脂球》一举成名。读有关他的传记,发现他像中国婉约词人柳永那样是个“浪子”,成名后几乎就以妓院为家。他的性变态也是不轻,直至演化为癫痫性痉厥而早逝。他的小说有不少自然主义描写,却对私生活几乎没有直接的“供述”……

其实,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些摆不到台面的“隐私”,但几乎秘而不宣,宁肯烂死在肚子里,也不能让它丢人现眼。郁达夫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但是,他还是将它们写成了自传体小说,并不在乎暴露自己。郁达夫的小说,尽管写得真实生动,却遭到方方面面的指责。而指责他的群体中,也许不乏最无耻下流之辈。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问世。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最早出版的白话文小说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收录的三个中短篇小说,以中篇小说《沉沦》最有分量,受到了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但它也遭到了某些伪君子和假道学者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了一些新文学家的指责和非难。他们说郁达夫是“浪漫作家”、“颓废文人”,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郁达夫眼看就要遭到无形的“封杀”,关键时刻,周作人挺身而出为《沉沦》辩护,指出:“这集内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者即在于此。理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当然也是苦恼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独立,所以《南归》的主人公的没落与《沉沦》的主人公的忧郁病终究还是一物。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缓解了郁达夫的困境。可以说周作人成了替郁达夫解围的贵人。郁达夫后来回忆,当年他的《沉沦》惨遭众口诋毁之时,“要不是周作人先生替我说了话,我真的被迫得要像《沉沦》的主人公跳海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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