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的坚硬与柔软

 2015/02/08 11:32  余楠 《南方人物周刊》  (826)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有人欠你钱,你能忘了吗?”张黎问眼前围坐的大学生,“你肯定忘不了,不用提醒你也忘不了。其实离得不太远,就七十多年,还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提醒不要忘,本身就是耻辱,一个奇耻大辱!”

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张黎从北京怀柔新剧片场赶到清华大学,参加“如何铭记12·13”的见面座谈。

“我心里特别难受在哪儿?”张黎顿了一会,“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总在不停地跟下一代说不要忘记,这个意味着什么?本来应该公开的事,还要强调别忘,这事挺难看的。为什么这么麻木漠然,我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宽恕,但绝不忘却。”最近一个多月,张黎在公开场合都会重申自己的立场。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其新作、电视剧《四十九日·祭》。根据作家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因为张艺谋同名电影作品在前,又称“剧版十三钗”。

正视历史就那么难吗?

“我一向不认为《金陵十三钗》属于我最好的小说之一,但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严歌苓在创作谈里写道,“不知为什么,人在异邦,会产生一种对自己种族的‘自我意识’,这种对族群的‘自我意识’使我对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一切故事都非常敏感。”

严歌苓的母亲是南京人,大屠杀那年母亲只有4岁,对1937年岁末的浩劫没有记忆。移居海外之后,她在1993年第一次接触到了这段历史。那是芝加哥的华人社区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展示了第一批大屠杀图片。从那以后,她每年都会参加大屠杀纪念,“我就是在参观一个个大屠杀刑场时,感到非得为这个历史大悲剧写一个作品。”

和严歌苓一样,张黎对于大屠杀的了解也始于日方解密的照片。比那些触目惊心的侵略暴行更让他痛心的,是照片下角不起眼的日文小字:发表禁止。

“日方在有意为之,而且是举国家之力一代一代去遗忘。”张黎说到“国家”二字时,加强了音量和语气。

“今天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张黎的这个判断和严歌苓的感受非常统一。母亲去世一周后,她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历史学术国际研讨会”。当天她忘记了会址,向两位采访自己的记者打听,对方不知道正在举行的这个国际会议。

“这么大的事,尤其对于南京人,你们怎么会不知道?”两位记者解释因为工作分工不同,但是严歌苓还是一脸困惑,“他俩都十分年轻,举止言谈以及穿戴都还是十足的校园气。对于他们,生活中有太多更为贴切的选题。已作史的事物,再重大,也难引起他们的激情了。”

在对抗遗忘和无知的过程中,中国电影人有过多次努力。1988年,还在峨眉电影制片厂任职的韩三平和导演周力联合执导了《避难》;1996年,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了《南京1937》;2009年,青年导演陆川执导了《南京!南京!》。

2011年6月,电影《金陵十三钗》在南京石湫影视基地关机,导演是张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张艺谋。那是张艺谋从影生涯中耗时最长、耗资最大的作品。尽管影片在国内票房突破6亿,还是没能挽救它在商业上的惨败;代表内地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也没能将张艺谋从争议的口水中打捞出来。

文化学者朱大可在博文《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中写道: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它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在新剧播出以后,“情色爱国主义”的声音同样围绕着张黎。“什么‘情色爱国主义’,这都是妄读!”在清华的活动上,他亮出态度捍卫自己的作品,“有些人挺不要脸的,故意造出一个肮脏的话题,而读者又愿意看到这种看似犀利、夺目的论调。怎么就能从这里面看出情色爱国主义呢?为什么证实历史、铭记历史会被认为是消费苦难?我搞不懂现在很多人的心态,正视历史就那么难吗?”

在项目启动之初,张黎就料到了外界的某些反应,“但已经顾不上那些了,当时满脑子就是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它拍出来,充斥得满满的。”片名四十九日,是指从南京城破到大屠杀发生的7周时间,同时49天也是传统的“满七”,告慰亡灵的日子。

重回南京1937

和其他导演相比,张黎的创作耗时最长的阶段是首尾两端:开机前,他和编剧、主演会做很长时间的案头准备;关机后,他会花超过大半年的时间做后期。在剧本创作阶段,他和编剧需要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消化这些资料的同时,他按照角色不同,挑出相关内容整理好给到具体演员。

演员张歆怡在剧中饰演孟书娟,她也参演过电影《金陵十三钗》,出演同一角色。拍摄电影版时,“导演甚至没有给我们看过剧本,他喜欢现场给我们讲戏。”在拍摄《四十九日·祭》时,她除了收到完整剧本,还有导演提供的一堆史料。

宋佳在剧中的角色是女一号、秦淮河畔藏玉楼青楼头牌赵玉墨,她收到的资料除了大屠杀相关书籍、纪录片,还包括清末作家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做完这些功课之后,她心底的赵玉墨愈见清晰真切:青楼不同于妓馆,头牌不是普通风尘女子。历史上,秦淮八艳之一的顾眉生后来甚至成为一品夫人;近代史上的小凤仙和赛金花也是青楼头牌,她们一个帮助蔡锷成功出逃,一个嫁给状元洪钧成为大使夫人出使欧洲。

原著中,赵玉墨和孟繁明第一次相遇时,她“戴一串雪白的珍珠,拿一本《新月》杂志”。“要不是命运多舛,她何尝不是一个正常人家知书达理的小姐呢?”宋佳眼里的赵玉墨原本就不可能时刻搔首弄姿、见谁都妖娆风骚,和电影版中大不一样,她在角色塑造笔记里写道,“同一个人物存在于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风格扮相也会各有特点、不尽相同。同样,赵玉墨也可以以各种形态尽情存在着。在艺术形式中,玉墨的分身越多越好,形态模样越丰富越好,这样会有更多的人通过玉墨的故事铭记时代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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