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欺人的力量是强大的，经历损失和创伤时，它是至关重要的应对手段，能让你逃避现实。今年2月我失去了大部分左臂，从那时起，我就活在一个与现实平行的思维空间，在那里我可以为所欲为，拒绝承认截肢所带来的不便，直到4月6日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出去跑步。
我摔倒的地方只不过是一段有点坡度的人行道，对两只手臂的跑步者来说丝毫不成问题。事实上，这段人行道就在我家后面，我与它和平相处了许多年。手臂截肢后，有两件事一再发生：第一，我总忘记身体一边减轻了8磅，身体重心会明显改变；第二，虽然我的手臂不见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它还像以前一样，一直在那里，我感觉得到每个手指，甚至能感受到一直戴在左手腕上的手表。当我跌倒时，我完全本能地想用左手撑住身体，结果我的鼻子成了“替罪羊”，因摔倒而受伤。
当我躺在人行道上痛苦地呻吟，摸着满是鲜血的脸，感觉到粘在伤口上的混凝土碎片时，我终于抵达了自欺欺人的尽头。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自己确确实实残废了。我摔倒时一位女士从不远处经过，她看了我一眼，恐慌地对她丈夫喊道：“天呐，他的手臂怎么了？”“没了，”我说，“但别担心，不是今天发生的。”
说实话，我从未觉得自己的手臂“没了”。整件事情如此偶然，让我很难接受。简要地说，我的惨痛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在远东采访途中，先是去日本采访福岛核反应堆事故，之后到菲律宾采访转基因水稻问题。当我收起电视设备时，一只重型“派力肯”设备箱砸中我的左前臂。起初瘀伤相当严重，过了几天竟然威胁到生命：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阻碍血液流动。当我去马尼拉看大夫时，他意识到这一问题，安排我紧急手术，试图挽救这只手臂，但为时已晚，必须在生命和肢体之间做出抉择。
麻醉消退后我清醒过来，又回到活生生的世界，确信医生拯救了我的左臂。第一眼看去，药物仍流淌过我的血管，真让人开心。但是，左手没了，前臂没了，肘关节没了，整个左臂没了。不，手术根本没成功。
过去我一直独自旅行，作为独立电视制作人，我总在想法子节省几块钱，成为了一个善于自己动手的人，“独行侠”的记者生活非常适合我。这种气质也是我不擅长于向他人寻求帮助的原因。从菲律宾医院出院后，我住进了当地一家宾馆，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们一旦得到消息就会坐着飞机往我这儿来，我还得为他们的旅行、航班、酒店操心。但那时我真正想做的是管理好疼痛和思维。也许等伤口稍微愈合一些，我就可以偷偷溜回家。你懂的，就是自欺欺人地否认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没有召集亲友团，而是沉浸在工作中，将福岛的故事写下来。在独臂生活中，我遭遇的第一个真正的障碍是敲击键盘，我只好搜索、安装，并从此开始依赖语音识别软件。我全力以赴撰写福岛故事，在大灾难发生3周年之际，稿子必须赶出来。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我要么及时把作品交上去，要么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回到家，我就通过Skype通话软件将情况告诉了孩子们。我21岁的儿子在北京学习，而19岁的女儿则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就读。我很怕将自己的状况告诉他们，但孩子们表达了对我的爱和支持，知道我依然活着，他们对此心存感恩，让我热泪盈眶。
另一项最大担忧是生计问题。我从事的是一项注重外貌的职业，从没见过独臂电视记者。空荡荡的袖管会不会结束我的电视摄像生涯？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新闻时空》频道，大家待我如家人，同事们接受我、支持我，像我的儿女一样。当我询问身体残了还能否进行拍摄和编辑工作时，老板告诉我：“没人在乎。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努力去做吧。”
一直以来我总听到截肢者说起别人盯着他们，把他们看成异类。在我第一次用一只手臂为《新闻时空》拍摄期间，我身穿颜色鲜艳的运动上衣，与接受采访的一位女学者碰面。节目录制途中她离开了一会儿，期间我将上衣脱掉了，当她回来看到我时，大吃一惊。我们两人都看着那条残肢，我耸耸肩说：“世事无常。”她微笑着点头，然后我们继续录制节目。这个小插曲并没有让我如何烦恼——因为她的反应很实在。而当我每每发现人们刻意地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时，才更加让我不安。是同情吗？还是厌恶？走在人行道上，我直视那些看我的人，而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报以微笑。或许我仍魅力十足，抑或我是个怪物。
独臂生活比想象中的要更容易掌控。试着把一只手绑在身后过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也能做任何事。虽然花费的时间会长一点，但可以做到。一些物件可以让独臂生活更便利。我使用的砧板固定在吸盘上，上边安有刀片和小钉，可固定面包片和水果块。我有一个开瓶器，可以单手使用；一个挂钩，可以用来解开或扣上袖口的纽扣；一种名为Dycem的粘性材料，可以将瓶瓶罐罐牢牢地固定在桌面上。我也在学着使用义肢。作为一名科技类记者，近年来我报道过不少义肢方面的先进技术，但现在作为一名消费者，我看到了它们的不足。器械依靠传动装置驱动，传动装置依赖电池。这样一来，手臂重量增加，可靠性降低，还不耐风雨。
修复医生认为我应该会喜欢一只装饰性假手，虽然它不具有实际功能，但看起来就像真的手一样。他为我做了一只硅胶手臂，甚至还从我的右手上剪下些体毛粘在上面，让假肢足以乱真。但我不喜欢它，我不知道要这个义肢给谁看，觉得没必要造假，或者让自己的形象更易被接受。
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幻痛。消失的左臂仿佛变成了魔鬼，像吊索一样固定在我睡前看到的那个位置。早晨醒来，整个手臂似乎沉睡了一个晚上，现在又开始循环运作了。刚睡醒时，快乐无痛，手臂吊吊着，好似没有重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手臂感觉越来越紧，逐渐转变成为剧痛。此外，我还常常有一种手指被电击到的感觉。
对于不存在的身体部位所产生的疼痛，医生也不知道如何治疗。针灸、按摩、运动治疗我都尝试过，我还试过镜像治疗。我在面前的桌子上垂直放一面镜子，靠近坐着，看起来好像失去的左手又回来了。如果我集中精神移动不存在的左手，使之跟上右手的动作，大脑就会误认为身体的内部神经系统仍是完整的，这种动作大大减轻了幻痛。
除了疼痛之外，独臂生活的最大不便并非处理个人事务，而是与人合作。失去手臂前，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不管做什么都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有时更要费尽周折。想想早上我要做些什么吧：洗澡时我要戴上手套，用腿夹住瓶子，倒出沐浴露和洗发水。为了在腰上系条毛巾，我得用牙咬住毛巾一角再往后一甩，手从身后抓住另一头，然后绕到前面塞紧。我用大脚趾踩着指甲剪的压柄。穿衬衣前必须先系好右边袖口，再将手伸进去，其他纽扣一只手就可以搞定，不过在每一颗扣子上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我从一位独臂朋友那里学会了打领带的方法，他的视频在YouTube网上点击率很高。
以前每天早晨的常规动作半小时足够了，现在一小时我都干不完。每天结束的时候，工作总是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凡事未必要亲力亲为，我也懂这个道理，只是不想承认罢了。我比以往更渴望别人的帮助。你猜怎么着？人们很乐意帮忙，尤其是其他截肢人士，他们对我倾囊相授一些建议和经验。
遭遇不幸两个月后，在家门外摔倒的那个早上，我平生第一次去看心理医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探讨了损失及恢复能力，人要坚强地活着，勇敢地面对现实。意外发生后，关爱和鼓励潮水般向我涌来，然而当谈及这些事情时，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破天荒地发现自己的内心正在全然接纳别人的关怀，独行的气质渐渐消失不见。截掉的手臂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没错，我损失惨重，但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因祸得福，这一次，我绝不是在自欺欺人。
[译自美国《纽约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