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铁门关闭的轰鸣声，铁窗内的黑夜再次降临。想象一下，一位声名显赫的顾问医师，一位成功的外科医生，一位深受患者及同仁敬重的结肠科医生，在铁窗背后会有怎样的心理落差，多年来的荣誉感和自信都在法庭宣判的一刻分崩离析。去年11月，英国知名外科医生大卫·赛鲁因一名病人不治身亡而被判“过失杀人”。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上，赛鲁医生穿着的还是他专门订制的工作套装，当妻子凯瑟琳再次见到他时，优雅的西装已经变成了囚服。在探监室中，夫妇二人分坐在一张咖啡桌的两端，两把椅子都被固定在地板上。“囚犯不能起立，双方不能有身体接触，”凯瑟琳说，“简直可怕透顶……大卫永远也想不到，他会落到这般境地。”
诉说起丈夫入狱前的过往，凯瑟琳的双手一直在颤抖，几度哽咽失声。大卫·赛鲁今年67岁，他的职业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他们一家人稳定、优裕的生活也成为了历史。赛鲁曾是一位倍受信赖和推崇的顾问医师，无论在克莱门汀丘吉尔私立医院，还是英国医保体系（简称NHS）公立伊林医院，他的医院同事和家属，甚至国外政要，都首选赛鲁为自己主刀。即使入狱后，赛鲁依然热心助人，近来，他正在教一位狱友认字读书。凯瑟琳是伊林医院急诊室护士长，赛鲁入狱后，她仍在医院做兼职。现在，她每天都会接到赛鲁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每次通话10分钟。赛鲁将在狱中度过两年半刑期的一半，余下的则在家中佩戴电子追踪器完成。他准备服刑期间学习法语和阿拉伯语，由于监狱规定不能给囚犯送书，凯瑟琳就把报纸文章和课本上的书页都复印下来。
凯瑟琳认为，这件事从头至尾都像一场梦：毫无逻辑，十分蹊跷。“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团如何能决定外科医生的命运？医学专家也无法认同这个判决——太让人费解和愤怒了。患者最终不治身亡，我们也非常难过，但这其实是一场双重悲剧：一个患者不幸去世，与此同时，社会还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医生。”
赛鲁医生被起诉审判以及最终的判决，都令伦敦医学界大为震惊。66岁的退休建筑师吉姆·休斯在克莱门汀丘吉尔医院接受膝盖置换术后，肠道意外穿孔，赛鲁是他的主治医生。法庭认定赛鲁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休斯死亡。虽然赛鲁本人及其支持者也承认，他本可以采取不同方案，但他们都不认为，这足以构成“过失犯罪”。而验尸官却持有不同意见，以至于通常只在医院内部问责，向死者家属道歉及补偿即告终的病例，却被法医递交给了警方。
赛鲁绝不是一个“恶棍医生”，一个置患者的安危于不顾的“冷血医生”。事实上，在赛鲁行医40年的履历上，除这件事之外，毫无污点和瑕疵。一封由100名医学界同仁签署的请愿书已被递交给英国内政大臣，人们希望赛鲁医生能够得到宽恕。但无论结果如何，出狱后的赛鲁医生都不可能继续行医，而且事故发生时，赛鲁即将退休，背负着“谋杀犯”的罪名，他也不可能再找到其他工作。
赛鲁的一位同事表示，这件事在医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尤其是同为医院“高危”科室的结肠科，结肠外科医生们都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步赛鲁医生的后尘。
去年11月，赛鲁医生被宣判后，皇家外科医学院校长诺曼·威廉姆斯曾给同仁们写信，警示他们“此类事件（指医生被追究刑事责任）有愈演愈烈之势，定罪的门槛越来越低……医生们应提起重视，并做出相应调整。”
近年来在英国，刑法频繁介入医疗领域。2014年2月，一名验尸官请求对克罗伊登大学医院的一台“拙劣”的剖腹产手术进行深入调查，暗示该病例涉嫌“集体误杀”。在英格兰肯特郡，一名女患者在医院分娩后死亡，警方已经立案，相关医生同样涉嫌“集体误杀”。警方还针对大卫·保罗·贝利教授，一位肝脏外科医生展开调查，在对其行医记录的回顾中发现，贝利教授主治的8名患者不治身亡是“可以避免的”。
赛鲁被定罪后不久，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对外表示，政府有意设定一项新控罪“故意疏忽”：任何有失职行为的医护人员都将“感受到法律的威力”，并可能因此面临最长5年监禁的刑罚。
对于赛鲁医生一案，一些人的看法是，医生出现失误致病人死亡，与其他行业，比如建筑业疏忽致死一样，应该受到同等处罚。但医生们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模糊科学”，并不存在确切精准的解决方案，有时可能出现不治身亡的情形，所以有必要分清是“错误”还是“意外”，而在“免责”的环境下，更有利于医生们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倘若医生们对赛鲁医生一案心有余悸，再遇到这类复杂、高风险的病例，他们有可能因为害怕步赛鲁的后尘而望而却步。
赛鲁和休斯两家相隔只有几英里，这件事后，两个家庭各自的情感鸿沟恐怕再也无法平复。凯瑟琳说，现在每次看到丈夫都失魂落魄的，像是变了一个人。弗朗西斯是休斯家6个子女中的三子，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台平常的膝盖手术竟至父亲一去不返。
赛鲁和休斯都是“顾家好男人”，年龄相仿，职业不同。赛鲁来自西非塞拉利昂，年轻有为，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医科奖学金，拥有心胸科认证资格，曾经专攻心脏外科手术。凯瑟琳则是重症病房的科室护士。赛鲁与妻子在伦敦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医院相识，现在有4个孩子，均接近而立之年。吉姆·休斯来自北爱尔兰，成年后一直在西伦敦居住，与妻子养育了6个子女，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我父亲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灵魂，现在只剩下母亲孤单一人；家里以前很热闹，父亲常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无论去哪，父亲都可以交到朋友。”休斯退休后和妻子安又回到了爱尔兰阿马郡生活。4年前，休斯先生的膝盖出现问题，需要接受膝盖置换手术，在一位全科医生朋友的推荐下，他决定在克莱门汀丘吉尔私立医院由整形外科顾问医生约翰·赫林达勒为其主刀。
膝盖置换手术很成功，但手术4天后，休斯先生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腹痛，他向值班的住院医生茨威坦·乔杰夫说明此事，但乔杰夫医生是保加利亚人，双方在语言沟通上很不顺利。事后，乔杰夫医生在法庭上说，他是当日晚班唯一一名值班医生，24小时轮值，要照看全医院141个床位，非常忙碌，他当时给休斯先生开了止痛药，但没有做记录，他也没向休斯的主治医生赫林达勒报告此情况。最后，休斯先生在痛苦的绝望中又找到自己的全科医生朋友，朋友让其直接打给赫林达勒，赫林达勒为他预约了X光片并请求赛鲁医生代其关照自己的病人。于是赛鲁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后，专程到医院检查休斯的病情，赛鲁到达时，是周四晚9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