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她曾对我说：“我死的时候，你要陪在我身边。”我知道，她不会给我打电话。她也知道，我仍会来陪伴她。
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她非常不平静，不停站起来又坐下。她感觉得到，死亡临近了。那几天她越来越沉默，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
她离开的那个早上，我很早就陪在她身边了。她静静地躺着，我听到她沉重的呼吸。我把她的头抱入怀中，10分钟后她呼出了悠长深远的最后一口气。我靠着她坐了一会儿，然后叫来其他人。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几乎延续了一生。我们绝对信任彼此，毫无保留地喜欢对方，分享开心、伤痛和生活的乐趣。她见证了我的婚礼和我孩子的出生，她知道我的一切。
她从不抱怨。当她再也无法觉出食物的美味时，她说：我一生中吃过那么多美味的东西，是多么幸运啊。当她不能再去森林散步时，她为她的狗找到一个新主人。她说：我非常愿意多活些时日，但是我的人生已经很美满了，没关系。
她离开了，死和生风格一致：正派、勇敢，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理智。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做到更好，我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像她那样坦然。
死亡夺走了我们爱的人，我们谁也逃不掉。好在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已有千万种规划自己最后时光的可能。
预见死亡
如今的医学不仅能通过大型心脏和脑部手术延长人的生命，还能帮助人们体面地死去。很多地方出现了面向垂危病人的高度专业化机构，更多的则是提供姑息治疗的诊所，它们的任务是帮助绝症病人保证死亡前的生活质量。
现代姑息医学能通过医药控制疼痛、呼吸困难、恐慌、恶心等伴随死亡出现的痛苦。专业姑息治疗机构还会关心病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困境。必要的话，他们还会为患有绝症的单亲父亲或母亲组织儿童护理。病人去世后，他们也负责料理后事。
几个世纪前，大部分人都是在疾病、事故或战争骤然降临时毫无预兆地死去。而现在，不仅预期寿命翻了几番，死亡也很少令人始料不及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死于慢性病，因此2/3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它不再是一种神秘不可捉摸的命运，而成为我们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据调查，1/4的德国人告诉医院，在他们生命的最后能以及不能采取哪些医疗手段。老年人的这个比率甚至达到1/2。这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生命结束阶段的控制需求越来越强烈。这种转变对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重大机遇。在生命的最后，我们开始彻底思考生死，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从而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
死之渴望
我的一个朋友两年前去世了，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不想一个人活下去。尽管医生认为，从身体机能上说，他并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已无求生的意志。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沉默地看着我。我拥抱了他，转身离开。一个小时后他就死了。我知道如果我待在那里，他会一直等待我离开。
一个我们深爱的人想离开这个世界，这有时让人难以接受，哪怕他已是耄耋之年。当他说出“我不行了，我不想继续下去了”时，我们会本能做出抵制和恐慌的反应。然而，对生之厌倦，对死之渴望，往往是死亡过程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每个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都绝望地想要继续活着，这同样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希望每个垂死之人都能保持平静，而生者的平静不一定是冷漠的反应，也可能是怜悯和慈悲的表现，意味着我们接受你本来的样子，在你人生的最后阶段也不例外。
临终关怀机构、医院、护养院的护理人员和医生常常观察到，有些老人或病人不再吃喝东西，以此来缩短自己的生命。对于年轻力壮、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这也无法想象：一个人想饿死或渴死自己！这和我们心目中的正确做法大相径庭。持续的饥饿很快就会导致病人需要胃探管和输液，然而同时护理人员也发现：停止进食之后，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走得平静而祥和。也许我们该放任他们这样做。
死之尊严
然而，我们拥有多少死亡的权利？
去年圣诞节前几周，一件事情震惊了全法国。伯恩纳德·卡兹和格奥杰特·卡兹夫妇决定在巴黎鲁特西亚酒店迎接死亡。那天之前的晚上，这两位86岁的老人走进这家奢侈酒店的旋转门。
她是哲学家，而他是经济学家和作家。他们乘坐电梯来到他们的房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两位老人都非常健康，神智清晰，格奥杰特只有眼睛不太好，她已不能阅读。大学时期他们开始相爱，从此害怕和对方分离。他们想共同面对死亡。“我们俩都不会在这世上活很久了。”去年6月，格奥杰特曾对朋友，法国《文学半月刊》主编让·拉科斯特说。
卡兹夫妇俩点了8点半的早餐送到房间，以确保自己的尸体尽快被发现。他们优雅地躺在酒店房间床上，手拉着手，头上盖着塑料袋，离开了这个世界。
格奥杰特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家人，一封给最高检察官。她在信里抱怨，她无法为自己和丈夫选择比较温和的死亡方式，他们的个人自由没有得到尊重。他们的经历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新讨论。
协助自杀
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但是否也有权让别人杀死自己呢？
德国作家沃尔夫冈·赫恩多夫的去世震撼了所有人。他患有不治的脑瘤——神经胶质瘤。在3年半的时间中，这位作家在其博客《工作和结构》中记录了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生活和希望结束这种生活的愿望，他的博客后来出版成书。他愤怒地抱怨，国家没有为想死的人提供必要的药物，更别提在“无需医生检查、心理医生问询，以及没有官僚主义障碍”的情况下提供了。去年8月6日，赫恩多夫在柏林饮枪自尽。
记者乌多·莱特尔自47年前的一场车祸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中。他不仅要求“自主决定死亡”的权利，还主张协助自杀合法化，也就是说可以应要求杀死任何人。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举枪朝自己射击，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脖子上缠根绳子自挂东南枝。卧轨自杀的人会吓坏列车司机的小心脏，给他们带来精神创伤。所以，我们的死亡方式得温婉些。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自杀率有80-90岁的那么高。那些人只是不想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但是，协助自杀的逻辑何在？如果一个国家有组织地杀掉那些按照法定标准或据病人自己估计“适合自杀”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人道吗？如果严重的身体疼痛是拥有被杀权利的理由，那么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为何不可？那些人遭受的煎熬并不会更少。如果这项权利适用于老人，为何不能推及年轻人？
比利时很早就允许对精神病人实施协助自杀。不久前，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规范“应要求协助未成年人自杀”的行为。“让别人终结自己痛苦的生命”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以至于那些尽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却还勇敢坚持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背负的压力不断增大，“协助自杀”滥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对45岁的双胞胎补鞋匠兄弟天生失聪，当他们得知不久可能还会眼盲后，选择了协助自杀。一个43岁的女人，在一次中风后身体受损，但完全还可以活个十几年。外科医生给了她一剂死亡注射，之后很快掏走了她健康的肾、肝和胰腺。
从容告别
几周前我的另一位挚友去世了，是心脏病发作。死亡来得很快，医生尽了全力，输液、氧气、药物轮番上阵，并在做心脏按摩时用力过猛弄断了他的骨头。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死。他和女儿约好半小时后一起去吃饭，床边还放着他刚刚读过的书。
据调查，3/4的德国人想要的死亡方式都是这样的：迅速，无法预料，最好根本来不及反应，嘭的一下，结束。我不想这样，我想细细经历我的死亡，从容和所有人告别。我也不想我爱的人这样离开，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机会。
[译自德国《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