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权利

 2014/08/25 12:21  阿尔纳·丹尼尔斯 《海外文摘》  (411)    

  25年前,她曾对我说:“我死的时候,你要陪在我身边。”我知道,她不会给我打电话。她也知道,我仍会来陪伴她。

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她非常不平静,不停站起来又坐下。她感觉得到,死亡临近了。那几天她越来越沉默,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

她离开的那个早上,我很早就陪在她身边了。她静静地躺着,我听到她沉重的呼吸。我把她的头抱入怀中,10分钟后她呼出了悠长深远的最后一口气。我靠着她坐了一会儿,然后叫来其他人。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几乎延续了一生。我们绝对信任彼此,毫无保留地喜欢对方,分享开心、伤痛和生活的乐趣。她见证了我的婚礼和我孩子的出生,她知道我的一切。

她从不抱怨。当她再也无法觉出食物的美味时,她说:我一生中吃过那么多美味的东西,是多么幸运啊。当她不能再去森林散步时,她为她的狗找到一个新主人。她说:我非常愿意多活些时日,但是我的人生已经很美满了,没关系。

她离开了,死和生风格一致:正派、勇敢,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理智。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做到更好,我希望自己死的时候也能像她那样坦然。

死亡夺走了我们爱的人,我们谁也逃不掉。好在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已有千万种规划自己最后时光的可能。

预见死亡

如今的医学不仅能通过大型心脏和脑部手术延长人的生命,还能帮助人们体面地死去。很多地方出现了面向垂危病人的高度专业化机构,更多的则是提供姑息治疗的诊所,它们的任务是帮助绝症病人保证死亡前的生活质量。

现代姑息医学能通过医药控制疼痛、呼吸困难、恐慌、恶心等伴随死亡出现的痛苦。专业姑息治疗机构还会关心病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困境。必要的话,他们还会为患有绝症的单亲父亲或母亲组织儿童护理。病人去世后,他们也负责料理后事。

几个世纪前,大部分人都是在疾病、事故或战争骤然降临时毫无预兆地死去。而现在,不仅预期寿命翻了几番,死亡也很少令人始料不及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死于慢性病,因此2/3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它不再是一种神秘不可捉摸的命运,而成为我们人生规划的一部分。

据调查,1/4的德国人告诉医院,在他们生命的最后能以及不能采取哪些医疗手段。老年人的这个比率甚至达到1/2。这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生命结束阶段的控制需求越来越强烈。这种转变对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带来了重大机遇。在生命的最后,我们开始彻底思考生死,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从而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

死之渴望

我的一个朋友两年前去世了,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就不想一个人活下去。尽管医生认为,从身体机能上说,他并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已无求生的意志。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沉默地看着我。我拥抱了他,转身离开。一个小时后他就死了。我知道如果我待在那里,他会一直等待我离开。

一个我们深爱的人想离开这个世界,这有时让人难以接受,哪怕他已是耄耋之年。当他说出“我不行了,我不想继续下去了”时,我们会本能做出抵制和恐慌的反应。然而,对生之厌倦,对死之渴望,往往是死亡过程的一部分,它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每个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都绝望地想要继续活着,这同样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希望每个垂死之人都能保持平静,而生者的平静不一定是冷漠的反应,也可能是怜悯和慈悲的表现,意味着我们接受你本来的样子,在你人生的最后阶段也不例外。

临终关怀机构、医院、护养院的护理人员和医生常常观察到,有些老人或病人不再吃喝东西,以此来缩短自己的生命。对于年轻力壮、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这也无法想象:一个人想饿死或渴死自己!这和我们心目中的正确做法大相径庭。持续的饥饿很快就会导致病人需要胃探管和输液,然而同时护理人员也发现:停止进食之后,这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走得平静而祥和。也许我们该放任他们这样做。

死之尊严

然而,我们拥有多少死亡的权利?

去年圣诞节前几周,一件事情震惊了全法国。伯恩纳德·卡兹和格奥杰特·卡兹夫妇决定在巴黎鲁特西亚酒店迎接死亡。那天之前的晚上,这两位86岁的老人走进这家奢侈酒店的旋转门。

她是哲学家,而他是经济学家和作家。他们乘坐电梯来到他们的房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两位老人都非常健康,神智清晰,格奥杰特只有眼睛不太好,她已不能阅读。大学时期他们开始相爱,从此害怕和对方分离。他们想共同面对死亡。“我们俩都不会在这世上活很久了。”去年6月,格奥杰特曾对朋友,法国《文学半月刊》主编让·拉科斯特说。

卡兹夫妇俩点了8点半的早餐送到房间,以确保自己的尸体尽快被发现。他们优雅地躺在酒店房间床上,手拉着手,头上盖着塑料袋,离开了这个世界。

格奥杰特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家人,一封给最高检察官。她在信里抱怨,她无法为自己和丈夫选择比较温和的死亡方式,他们的个人自由没有得到尊重。他们的经历在法国掀起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新讨论。

协助自杀

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但是否也有权让别人杀死自己呢?

德国作家沃尔夫冈·赫恩多夫的去世震撼了所有人。他患有不治的脑瘤——神经胶质瘤。在3年半的时间中,这位作家在其博客《工作和结构》中记录了自己与病魔抗争的生活和希望结束这种生活的愿望,他的博客后来出版成书。他愤怒地抱怨,国家没有为想死的人提供必要的药物,更别提在“无需医生检查、心理医生问询,以及没有官僚主义障碍”的情况下提供了。去年8月6日,赫恩多夫在柏林饮枪自尽。

记者乌多·莱特尔自47年前的一场车祸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中。他不仅要求“自主决定死亡”的权利,还主张协助自杀合法化,也就是说可以应要求杀死任何人。

确实,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举枪朝自己射击,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脖子上缠根绳子自挂东南枝。卧轨自杀的人会吓坏列车司机的小心脏,给他们带来精神创伤。所以,我们的死亡方式得温婉些。没有哪个年龄段的自杀率有80-90岁的那么高。那些人只是不想活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帮帮他们吗?

但是,协助自杀的逻辑何在?如果一个国家有组织地杀掉那些按照法定标准或据病人自己估计“适合自杀”的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人道吗?如果严重的身体疼痛是拥有被杀权利的理由,那么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为何不可?那些人遭受的煎熬并不会更少。如果这项权利适用于老人,为何不能推及年轻人?

比利时很早就允许对精神病人实施协助自杀。不久前,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以规范“应要求协助未成年人自杀”的行为。“让别人终结自己痛苦的生命”已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以至于那些尽管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却还勇敢坚持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背负的压力不断增大,“协助自杀”滥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对45岁的双胞胎补鞋匠兄弟天生失聪,当他们得知不久可能还会眼盲后,选择了协助自杀。一个43岁的女人,在一次中风后身体受损,但完全还可以活个十几年。外科医生给了她一剂死亡注射,之后很快掏走了她健康的肾、肝和胰腺。

从容告别

几周前我的另一位挚友去世了,是心脏病发作。死亡来得很快,医生尽了全力,输液、氧气、药物轮番上阵,并在做心脏按摩时用力过猛弄断了他的骨头。他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死。他和女儿约好半小时后一起去吃饭,床边还放着他刚刚读过的书。

据调查,3/4的德国人想要的死亡方式都是这样的:迅速,无法预料,最好根本来不及反应,嘭的一下,结束。我不想这样,我想细细经历我的死亡,从容和所有人告别。我也不想我爱的人这样离开,虽然有时候我们并没有选择的机会。

[译自德国《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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